中国的历史，虽然长久，但实际看来，也并非如想象的那般遥远。像三国的君子，跟大王那儿唱劝人方，能数落清楚的，也就是当朝的大汉。再往上倒，三皇五帝之类，就只凭想象，纯属YY了，跟我们今人数叨三皇五帝的感觉，没什么区别。

对此，我们今人的经验可以作证。从眼下回看历史，民国清朝的景象，虽然物是人非，但总归物还“是”，所以还算清晰。至于明朝那些事，乃至更早那些事，就都是文字的死历史，连想象的空间都没有。别说大王不信，连百姓想蒙都难了。

所以，在运用历史的态度上，也历来有两个倾向。一是御民术告诉我们的，古人永远是我们的老师。特别是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古代好人好事，永远让我们自惭形秽；二是反着的，由今人的言行，以及由距离今人最近也最接近真实的近人的言行，来判断古人到底是不是好人。一般来说，有那么好的祖宗，却繁衍下糟糕透顶的子孙，是难以理解的。同理，子孙如此糟糕透顶，却偏偏有着一串优秀的祖宗，也是难以理解的。二般来说，我们就管这种态度叫——骗人。

简单说，在“今天”之前，都属于历史的范畴。而越是接近躺倒入睡前发生的，就越是新鲜可信的的历史。所以，以小悦悦的故事，做审看中国人道德水平的凭籍，就比用尧舜禹各位爷做审看中国人道德水平的凭籍，要靠谱得多。

而以小悦悦死后发生的各条线索上的“缉凶”讨论做凭籍，比记录小悦悦车祸发生的那段录象，又要靠谱得多。从谴责司机，到谴责路人，再到谴责父母，谴责媒体，谴责彭宇的法官，直到最后的道德运动，这个筛查的轮回完成，给我的感觉是真实的虚无。人们急得团团转，瞄准了所有的靶子，动用了所有的感情，只是完成了一回纸面上的道德胜利，貌似可以欢呼雀跃了。这，大概就是非常不道德的道德，也是道德在中国的写真。就像那用滥的“底线”说，闹表似地天天叫早，我就会觉得，在中国，从来就没有底线。如鲁迅所言，底线太多了，也便没了线。

对此，我不知道如何寻找拯救的良药，就像倡导给见义不为者定罪那帮人一样不知道。但在寻找到良药之前，我们起码应该明白一件事，就是：我们是高呼道德至上的古国，并不意味着我们真的就是道德至上，从来都不是，上下都不是。

记得N年前——总要N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吧，于今天虽不远，但也算历史了——冬夜，单位组织往延庆看冰灯。途中发现有辆部队的吉普翻车，忙让司机停车救人，司机极不情愿地停了车。等把车下的士兵拉出来，他第一个反应就是，死拉住我说我就是肇事者。待痛斥他一顿之后，这个兵才清醒过来，痛哭流涕地道谢。从那个时候起，我就知道，第一，司机遇到它车车祸，是怕担风险而不愿援手的；第二，遭受车祸的人，第一时间是容易把援手之人视为肇事者的。

这与彭宇们有半毛钱关系吗？而如果我们只记住被诬的委屈，而忘记了感激的眼泪，那么我们怎么可能对受难者惯性的第一反应做出客观的研讨呢？当然，起码，我没有看到任何关于这个课题的研讨，哪怕是小悦悦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