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奥运会留给我的唯一纪念，就是看到残奥会上的导盲犬后，我再也没吃过狗肉。

自然，因为一只导盲犬而不吃所有的狗，我肯定是不理性了。好在，这只是我自己的选择，虽不理性，但尚未训诫身旁的朋友都不吃狗肉。否则，依葛红兵们的意思，我最好的下场就是饿死。因为他们理性地发现，狗肉之外，猪牛羊兔，鸡鸭鱼鳖，“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凫的草窠里蹦的”，也都是肉。即便我连这些也不吃，变成只吃粮食的素食者，他们也会再一次理性地发现，原来粮食是来自植物的，而植物也有生命，则吃粮食依然属于害命。如此，只挑万物中的一种不吃，岂止不理性，简直是伪善了。而伪善者的下场，在不伪善者看来，除了饿死，别无他路——尽管这与他们也常标榜的爱狗不如爱人有些矛盾。

可见，在中国，人分成伪善者和不伪善者两堆。伪善者应该饿死，而留下不伪善者享受独活。然而世界就从此太平了吗？好象也不是。以药家鑫连环八刀的下手风格看，他其实是不伪善者中堪称最不伪善的，然而这样的榜样，居然也必须死掉，否则就“不足以平民愤”。原来，在享受独活的不伪善者里，继续要分成有民愤的和无民愤的两堆，而有民愤的这堆，像药家鑫，虽然与无民愤者原属同营，但也必须死掉。虽然，甄别有无民愤的难度，比之甄别是否伪善并不见得容易，但这不重要。因为杀完这堆的最大收获，是可以为往下持续地区分人群，打下良好的基础。如此地“人以群分”下去，固然是减小中国人口压力的办法，但这越留越少的人群的“纯度”，却未必提高。这个时候回头再看，最早的一批不伪善者，已经所剩无几了。

明末的光景就是这样的。张献忠的“贼”来了，把百姓先杀一遍；大明朝的“兵”来了，把百姓再杀一遍；大清朝的“虏”来了，把百姓又杀一遍。以各种名义杀完之后，区分中国的“贼”、“兵”、“虏”自然成了难题，而唯一清晰的结果，就是百姓真的少了。当然，百姓不光被杀，也互杀，甚至互吃，而百姓想变成“贼”或“兵”，也是分分钟的事。所以，不止区分“贼”、“兵”、“虏”是难题，“贼”、“兵”、“虏”、“民”本来也是一锅粥。

但无论如何，京哈高速上的500只狗，都值得中国人民为之竖立一座纪念碑。因为无论它们是被吃还是被救，中国人民都籍此发现了理性的光辉，和世界上的伪善者。而且，在理性的光辉照耀下，人们不仅得出了不吃狗肉就得饿死的结论，而且还发现了，一旦有人对狗发了同情，那么他肯定对人就怀有恶意；一旦狗没被吃掉，那么就该放归山林变成野狗，而断不可养在人家；一旦一车狗被拦下，那么天下所有吃狗者就被剥夺了与生俱来的权利……救狗者高速拦车，他们自然从中看出了危险的极端性，而理性光辉折射出的非此即彼，则当然与极端无关。或许，可以套用他们习惯的说法，把这个逻辑叫做“伪理性”吧。

在中国，伪善或者真善，远敌不过伪恶或者真恶。而除去真伪之辩，单看善与恶的较量，则善在中国的命运，从一开始就是孱弱的，而恶，则是力量的象征。这本不是用嘴来讲的道理，然而在实际的生活里，当伪善常被当成道德的靶子时，真恶却往往赢得欢呼和掌声。以至于有人解救500只狗，或者有人悲悯被活取胆汁的黑熊，竟都能引发全民性的争论和敌意，这可真能算得上长城之外，中国人贡献给世界的又一奇观。

姚明最近有段发言，值得中国人分享一下：“当我拿到第一张NBA10万美元的支票时，我确实很幸福。但是幸福之后，你会有无止境的欲望，所以更重要的是要控制自己。信仰是我们现在缺失的东西，信仰中包含道德。在某个时候，我需要某些依靠。但是在我的文化背景里找不到。”

姚明说的是对的，我也没找到。找不到不可怕，自己的文化里找不到，我们可以拿来主义。但如果连找都不找，甚至把自己没有的都看作异端，那就不是无药可救，而是有药都没法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