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年是个很邪恶的怪兽——四角四足，听着就邪恶。对付灶王，一把糖瓜就能封他的嘴；对付年，这招可能也使过，却不见效，只好改用爆竹吓跑他。油盐不进，可见年虽然邪恶，但挺廉洁。

不过，今天的中国人，已经忘记年的邪恶了。因为比较传说，现实里有更真实的年。这个怪兽，就是春运。开始，春运还是交通运输里的专属词，现在，春运的意思已经换了——就是春节期间发生的一次运动。它的核心内容，就是几亿人在中国的道路上迁徙，当然，也包括在海上，在天空。又因为迁徙的艰辛，如买票、迁徙的危险，如车祸、迁徙的苦难，如骑行……总之，春运就越发长成年的邪恶样了。对此，糖瓜和爆竹当然都没用，这就令善良的评论家们痛不欲生，于是集体呼唤道：应该“让人们有尊严地踏上回家路”、“应凭举国之力送百姓回家”……

然而，如何“让人们有尊严地”回家，评论家们并没有说；“举国之力”之外，我甚至连“举世界之力”的念头都有，但还是苦于找不到“举”的办法。当然，找不到办法，也不能怪评论家，因为他们存在的价值，不在于想办法，而是批评铁道部。在他们眼里，春运如果是恶兽，那么铁道部就是恶兽的脑袋。让中国人民丧失尊严和举不起来的祸首，就是万恶的铁道部，必须首先踢爆它。

然而踢爆铁道部就解决问题吗？当然没可能。不过，评论家却用善良，客观地掩盖了导致春运成为恶兽的根本原因：运力。面对数亿人在短暂时间内的超密集流动，要保证“尊严”，唯一的办法，就是“举国”都修成铁路和马路。这么不行是吗？那春运这个问题，就无解。其他的，抱怨、迁怒、叹命运之多桀，更没有用。

往头上倒回去，春运变成无解的源头，还是人的大规模迁徙。以前的中国，除了战乱和饥谨，外加少得可以数得过来的几次官府强迫，之外，本没有流动人口这一说。唯一可以视为主动迁徙的人群，就是商人和学子这些少数“游子”。对于多数人来讲，迁徙是一种非常的际遇。不过，今天的中国，追求财富和幸福，变成了迁徙的主要原因。我很赞同专家的说法，即追求财富和幸福是一项基本权利，所以迁徙也是一项基本权利。不过，好事不可能全落你一人头上，既然要追求财富和幸福，也必然要为此付出一点代价。比较而言，为春运吃点苦头，总比没有追求到财富和幸福要好。反过来说，如果你没有追求到这些，你还会颠簸在春运的路上吗？所以，比较一下得失，在春运和财富幸福之间，你应该做一个选择。而一旦做出了选择，就会“情绪稳定”、不再骂娘了。

在很久以前，中国人几乎都是农民。“井田制”学过吧，那就是官府把农民拴在土地上，不许人口流动的办法。具体而言，就是一个井字九百亩地，八家各占一百亩。中间的百亩为公田，八家为公家再各种十亩。剩下20亩再均分，各建庐舍用。井田之间，设沟渠阡陌，既方便灌溉，也为了“阻交通，限戎马”。那个时候，农民不到秋收之后，是不许离开庐舍返家的。所以他们老家的房子，大半年没人住。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封好朝北的窗户，同时把房子里的老鼠熏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八家农人，互相为保，“出入更守，疾病相忧，患难相救，有无相贷，饮食相召，嫁娶相谋，渔猎分得。”这，才是“井田制”的初衷。

这样的日子，除了隐士们，我想大多数中国人都不会喜欢，所以要迁徙。要迁徙就要有代价，但只要这个代价不是特大，就不会动摇迁徙的决心。

面对春运这么个小恶兽，中国人民就应该持这个态度。否则，一边还要迁着，一边又对春运深恶痛绝，搞得好象大家都实在受不了了，最后由官家发话，或者不许迁徙，或者不许常回家看看，哪个都比春运更可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