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号我一直在画：北京城到底能养活多少人？

已经2000万了，但好象还能继续装。证据是，新来的人口，没听说有饿死冻死的。然而还是有预警的信号——堵车如果已经习惯的话，那么地铁出点事、供电出点事、水管子出点事、天气出点异常……北京的脆弱性在不断加重，丁点小事，影响的就是几万几十万人。所以，衡量一个城市能养活多少人的指标，不应该仅看它能提供多少饭碗，而要看一旦出现异常时，这个城市里的人，能不能扛过去。可惜，这个指标，不能用事实检验，而一旦检验了，就是大悲剧。

所以，北京推广封村经验，就有了相当的理由。尽管拿的是治安这个最经不起推敲的理由，但又恰恰是村人们最能拥护的理由。而比较村人的拥护，学者们的非议就没了斤两。如此，虽然封村显得“简单粗暴”，远没有与时俱进以人为本的美感，但居然就畅行无阻了。

回到2000万。超大型城市蕴涵的超大型危机，似乎连学者们也没注意。相反，他们热衷的人的迁徙权，辅助着官员的经济效益指标，把超大型城市这个概念，在中国做成了最大的实验基地。与这两个理念比较，生存质量、危机指标、巨大耗费，变成了熟视无睹的小儿科。我怀疑，这不仅是对发展概念的故意误读，也是对拥有迁徙权的人们的漠视。

而事实上，推广封村的举动，已经表明，起码在政府的管理能力看来，北京的超大化发展，已经令他们捉襟见肘。这里，管理无能是个指标，而另一个，无法管理也是个指标。而不管出于何种可能，管理的局促总是危险的。所以，北京市的做法就是，把抵触度最低的封村，作为限制人口膨胀的试验。而这个试验，又是一个信号，意味着北京不会再让自己的包容性，超过2000万这个数字。今天接到公共短信，要人口普查了。这次普查，我感觉有更多的功能在里面。

没错，这是堵的一招。疏的办法在哪，还要继续找。由于历史传统，中国人本不是流动性很强的民族，但前提是，你必须给他们提供可以安身立命的资本。老是一堆超大城市外加广袤而贫瘠的空地，这个卫星图案的模样，与财富分配的塔型图，一起，勾画出了中国社会的症结所在。

学者们，你们说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