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向东

再看一看杰西卡父母的道德责任问题。

我们都同意一个7岁儿童是无法自己作出重大决定的。成人，特别是父母承担着“守护神”的责任和义务。当父母替儿童做决定时，首要之首要当然是安全因素。假如杰西卡的父母遇见到杰西卡学习飞行会机毁人亡，他们还会作出这样的决定吗？我相信是不会的。

遗憾的是在这个世界上，当我们作决定的时候，并不保证存在一个零概率或百分之百概率这样黑白分明的前提。我们最终的“行” 与“不行” ，常常取决于我们对危险概率的容忍成度以及承受这个危险概率将换来什么样的成果。这种承受能力不是一成不变的常数，它因人而异，也因时而异，随潜在的成果而改变。

比如有些父母对交通事故的危险承受能力弱，不选择距离过远的幼儿园以减少车祸机率。另一些父母则并不在乎远近，而把幼儿园质量作为首选条件。同样一对父母，也许今天因交通安全原因拒绝某个幼儿园，可是明天，当他们了解到那个高速公路上开20分钟才能抵达的幼儿园，其学生在小学的成绩大都名列前茅时，可能会改变自己的决定。他们可能会认为增加交通事故的危险概率，换取将来孩子成绩好的概率是值得的。

假如有一天，孩子真因车祸死亡或致残了呢？有多少人会谴责父母：为一点点分数，就让孩子多承担死亡的风险？我相信此时此刻“儿童为此成了父母梦想的牺牲品” 不可能成为公众的共识。

假若开飞机有额外风险的话，那么从道德角度讲，它同让子女在路上增加车祸机率没有不同，所不同的仅仅是他们带来的结果：比其他孩子分数高，或是比其他孩子多掌握一个能耐：开飞机。

希望自己的子女出名，甚至希望自己借子女来出名，多数人都存在这种心理倾向，并非什么大的道德问题。区别在於不同的父母，费效比不同，对风险回报的“计算”不同，对成果的认可不同。我们大家有权认为那个“飞行记录” 毫无意义可言，但不等於其他人也认为毫无意义。杰西卡的父母无非是选择了通常父母不会选择的方式而已，并不能说明其决定就一定是自私的，有害的。相反，多数家庭没有作出那个决定，可能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处在那个位置上，他们的子女并没有杰西卡那种天赋(6岁就能骑马)，他们并不了解飞行。但是这些父母却有可能选择杰西卡父母认为毫无意义并且非常危险的方式教育自己的子女。

假设飞行是危险的，那么，这种危险其实在儿童生活中式很多的。以吉尼斯世界记录为例：世界最年轻的奥运会冠军是美国13岁的跳水冠军Marjorie Gestring 。世界最年轻的跳水世界冠军是伏明霞，91年在澳大利亚获得世界冠军时才12岁。然而跳水却是很危险的。90年代大家可能都从电视上看到美国一位不太出名的跳水选手，在世界大赛上失误，一头撞在跳板上失控，头碰到游泳池边上，当场死亡，电视画面记录了当时中国教练善上去营救的场面。

大家也一定记得1998年参加纽约友好运动会的中国体操选手桑兰，在训练中失误造成瘫痪的故事，她的失误完全有可能导致她死亡。如果那位18岁的美国选手，17岁的桑兰都可能失误，都面对潜在的危险，那么一个5岁的儿童，7岁的儿童，失误可能性更大，面对的危险将更大。而桑兰却是在5岁那年去学习体操的，伏明霞则是7岁开始学习跳水。是她们自己选择了体操跳水？还是她们的父母教练替她们做的选择？有多少人会发问：为什么要让孩子承担这份额外的风险呢？

对於桑兰的瘫痪，没有人出来指责其父母学校“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让孩子成为残废” 。桑兰也成了英雄：2008年奥运形象大使；被北大录取，被邀请当上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等等。

在美国，小孩子一上小学就开始打棒球，吉尼斯最年轻的参加国家级比赛的选手是15岁的Joseph Henry Nuxhall。然而，就在上个月，美国刚刚平息了一场民事诉讼官司：一个11岁的少年在课外棒球活动中被队友的棒球击中死亡。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会担心：儿子打棒球时，会不会不小心被球棒击中？会不会刚好被飞来的棒球击中？是否应该从此不再进棒球场？

为什么专业运动员不长寿的？因为训练必须超负荷才能出创记录的成绩，而超负荷却对身体有害，马家军的故事大家应该有所了解。吉尼斯最年轻的世界记录保持者是中国的王岩，1986年打破5000米竞走世界记录时才14岁。如果说道德，那么王岩的父母让她在10岁是就接受这种“非人” 训练以便面对20岁30岁的成年人，是否是在拿儿童的身体开玩笑呢？

这样的例子我们可以不断地举下去。可公众为什么对飞行如此歧视呢？关键的关键是，公众不认为体操跳水危险，不认为打棒球危险，不认为11岁就探险北极南极危险，但是她们认定开飞机危险。我不得不说：这种认识是出於本能和一些似是而非的“常识” ，并没有科学依据。

通用航空的事故率比大型民航高十倍。但是大型民航事故率却比地面交通少100倍以上。大致算来，通用航空的安全性比开汽车高5-10倍。所以，让女儿去学一小时飞机，比让女儿坐在你的汽车里上街转一小时要安全得多。

12-15-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