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鲁迅为《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写的序目中，提到永田一修说凯绥·珂勒惠支：她并非只觉得题材有趣，才来画底层世界。她因为被这生活所动，所以非画不可，这是对于剥削者的无穷的愤怒。
    一时好像有所得。马拉默德不也是这样的作家吗？他写的那些意大利穷鬼，美国的犹太人，他写他们时也并非觉得这“题材有趣”，而是如鲠在喉，不得不写。在某个程度上，他就是他所写的那些人。
    我们的纯文学，好像很讲究题材的“纯文学性”，要写底层，要写吸毒者，妓女，流浪汉，这当中有多少是觉得“题材有趣”，又有多少是“被生活所动，不得不写”？
    我曾经为自己的小说的描写面窄苦恼过。但现在越来越坚信，想象力和观察力无法代替你的生命体验。只有那些深深纠缠着你，让你痛苦，让你深爱，让你愤怒的事情才可能写好。是的，这个过程中，主观热情可能会干扰到客观的理性，于是形式大乱——那是之后的事情，但首先，是热情，这热情可能是爱，可能是恨，也可能是痛苦。
    跟朋友争执过，写作，到底应该做一个观察者，还是一个体验者。我说，应该既观察又体验。朋友说，不对，作家首先，而且永远应该是一个观察者。
    我不信任一个站在世界边缘冷冷的旁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