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聚会都耗费我大量的时间与精力，确定时间、地点、打电话一一通知，很多人没有电话，就要“人工”去通知，还要安排接待，我慢慢地把这些事务转移给其他同学，但是我发现如果不是我本人通知，很多人就对是否召开会议没有把握，到场的人就会很少；我想这大概是一种信用保证吧，所以我又参与到组织工作中，大量的事务性工作有时让我非常疲劳，科长经常说，我是全科最忙的人：一到周末下午，来找我的电话就会有四五十个。

    即使我已经预见到这些沙龙性质的聚会的结果，但是我仍然要持续下去，因为至少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短暂的心理与技能问题，我无法保证其寿命，至少可以发挥其瞬间价值。

    除了会议交流以外，我有时候也向机关里的小前辈们学习，他们来的时间比我略长一点，也不太世故，地位与我相等。当时请教比较多的是人事科的小李，他年龄比我大几岁，从企业出来，知道企业里的很多具体事情，而且处事老练，会做人的思想工作，与他相比我只是一个不成熟的新生，他每次都能讲一些新观点，我好刨根问底，但他从来不与我争执。

    这里有一段小插曲：我离开工业局十三年后，有一天上人民网看新闻，发现一条新闻说：泰安市常务副市长李先生如何如何……，我想会不会是他呢？正巧北京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泰安选区的人大代表王先生出席会议，我们一交流，此李先生正是当年的小李同志！

    同学交流的越多，我感觉到企业的黑暗就越多，而且我知道自己无力改变这种现实，这需要一个国家制度的整体改变才行，宏观的制度落后解决不了微观的制度腐败，机关生活是企业生活的一个变种，只不过机关里的每一个成员，其待遇要比企业好得多，而且今后的机会可能会多一些，但无论如何，这种生活与我本人的性格是不相符合的。

    我很痛苦，我问自己：那么宏伟的理想，刚毕业一年多，就幻灭了？在工厂实习时还没有幻灭，因为对事情没有看清楚，稀里糊涂，但已经开始思考了；到了机关，事情不多了，有时间思考，再与其他人讨论，这种思考有了正确的答案，就是理想彻底幻灭了，我知道这么工作下去没有任何希望，最后我会成为一个没有生命力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