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在法律新闻报道中的角色（三）

应当说，像李奎生案件那样充斥极端言辞的大批判式的报道，现在已经越来越少见，但是，这里所说的少见，指的是如此极端的报道的少见，而在大量的“体制内”媒体的案件报道中，仍然经常使用狡辩、抵赖、顽抗等形容词，有意无意地对被告人的正当权利进行践踏，却很少质疑、批评执法机关、司法机关的程序违法问题。

“体制内”媒体对案件的报道最常见的形式是侦破案例。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案件或由公安机关，或由检察机关，甚至只是党的纪检委“侦查”的案件刚刚完毕，媒体的报道却绘声绘色，如何作案，金额多少，侦查机关如何发现线索，如何选择突破口，等等，细致入微，连强奸案的细节也被写得活灵活现。

那么，这种侦破案例到底要说明什么问题？是要表现警察、检察官的神勇？是要向那些潜在的犯罪者传播犯罪技巧？是要将警察的侦查手段昭告天下？是要满足老百姓的知情权或者猎奇心理？奇怪的是，似乎每个写侦破案例的记者都会用这样的语言：“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高明的猎手。”（说一点小插曲——媒体报道了很多老师强奸学生的案件，几乎无一例外地使用“禽兽教师……”强奸自己的弟子，确实禽兽不如，媒体这样报道似乎也不为过，但每个媒体每个记者都这样写，那就令人厌恶了。）且不说这类语言多么俗不可耐，就报道本身而言，违法之处比比皆是。如果说侦破案例在10年、20年前还具有合理性的话，那么，在刑法明确规定，“未经审判任何人不得被确认有罪”的制度下，对于这种未经任何司法程序认定为犯罪的人，充其量只是一个犯罪嫌疑人，但为什么在法院审判之前，就将涉嫌犯罪的行为描写得如此言之凿凿？将犯罪嫌疑人涂抹的面目全非？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宣告无罪呢？他的社会声誉如何挽回？

道理并不深奥，却未必每个人都懂。

类似上述所列举的侦破案例的长篇报道，在中国的新闻教科书上被称为“通讯”。到底什么叫通讯？我们过去将那些宣传表扬性的长篇报道统统称为“通讯”，或许它没有合适的名字，因为它不属于调查性报道。因此，在官方的教科书上，“通讯”被定义为“翔实而生动地报道客观事物或典型人物的文章”。

可怕的是，早已被市场化媒体以调查性报道的形式而颠覆的所谓“通讯”，现在仍然是新闻学院教科书中的内容。所以，中国的新闻院校（系），不读也罢了！

在这种以宣传为主的描写案件侦破过程的“通讯”中，不仅有特定的模式和语言，而且人物的形象也是近乎脸谱化的，且往往是两个极端——警察、检察官、法官当然是正面的，他们往往被描写为历尽千辛万苦，舍生忘死，智勇双全式的典型，是正义的化身。与此同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形象就是十恶不赦，他们为自己的行为所做的辩解，经常被称为狡辩、诡辩、负隅顽抗等。当年著名的“杜培武冤案”，昆明市中级法院在一审判决中不仅回避了铁证如山的刑讯逼供事实，而且在判决书中说，被告人杜培武称自己没有杀人，遭到刑讯逼供等纯属狡辩，应予批驳。

一个无辜的人硬是要被判处死刑，法庭上的辩解不仅不被接受，还要在判决书中被批驳一通，这种司法专断令人愤慨！问题是，新闻媒体经常不辨是非，跟着跑，说的严重一点，有些案件的报道甚至就是助纣为虐。

从李奎生案件中可以看出，一个人一旦因涉嫌犯罪而受到审判，那他的一切权利似乎丧失殆尽，媒体可以对他的人格任意进行侮辱，对他的尊严肆意贬低，对他的形象可以用一切负面的言词进行描写。如果这种报道就像公诉机关和法院一样，是以国家的名义进行，哪一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够对抗？我们整天将依法治国的口号挂在嘴上，为什么缺乏对犯罪的人的尊严和权利给予基本的尊重呢？法律可以剥夺犯罪的人的自由，直至生命，但并没有剥夺犯罪的人的人格和尊严。

当然，媒体的定位不同，面向的受众不同，而不同的受众又有不同的需求，我不否认，有人喜欢高雅严肃的，也有人喜欢低俗的，甚至媚俗的东西，这是一个多元化社会的合理存在。

一个案件发生了，老百姓感兴趣，媒体当然应该报道，这是没有异议的。问题是，我们总不能一方面强调法治，另一方面又践踏法治。在国外和中国香港的媒体上，也经常可以看到对案件的报道，比如：香港廉政公署拘捕珠宝大王谢瑞麟父子，拘捕上市公司创维集团老板黄宏生等。但媒体在报道这类案件时，只是客观报道，对消息来源极为审慎，一般只引用执法机关公开的事实。

所以，我认为，媒体对重要的、社会关注的案件应当报道，但必须客观、公正、中立，通过连续的、滚动式报道，既可以满足公众的知情欲，又符合法治社会对媒体的道德要求，不要一味地充当执法机关的传声筒。

同时，我还认为，媒体在报道案件时，最重要的职能是对执法和司法行为的过程进行监督，揭露一切违反程序、滥用权力、徇私枉法的行为，使得执法和司法活动始终处在正当的程序约束下，从而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不被践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