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界对于冯友兰先生有一句评价，认为先生“可超不可越”。“可超”认为尽管冯友兰哲学造诣颇高，但后人仍可后来居上，但谈及近代的中国哲学，却不可饶过冯友兰先生。

对于普洱届，私以为，石昆牧先生亦是如此。

古人讲“三立”。石昆牧先生一方面笔耕不辍，于普洱茶文化推广有发轫之功，可谓“立言”；另一方面身体力行，履之，尝之，配之，制之，存之，售之。可谓“立功”。

除去“立德”之事不好界定外，于“立功”，“立言”，二者兼备者，近代普洱不可不提到石昆牧先生。

邓时海，有言而无事功；

邹家驹，周红杰，有言而事功不显。

叶炳怀，白水清，何景成，黄传芳，艾田，有事功而无言。

当然，如此评价似有武断，吹捧之嫌。在这里我也只是自说自话。

古人云，做人要矜持，为文则需放肆。对于小人物来说，则可更放肆些，宁可过之，不可不及。

万一过了些时日，幸被言中，享自得之乐不说，这样的一大笔功劳是当仁不让的。若言错了，聊作井底蛙谈，损失是可以忽略的。

附记，五月，石昆牧先生再次莅石，得以于先生作长谈，遂有此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