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随一种经典化的写作方式

殷健灵

400多年前，蒙田在他的《随笔集》里流露过这样一种脆弱而无奈的情绪：在我家乡加斯科涅的氛围中，人们见我印出来的文字感到滑稽。我的名声所到之处，离我家越远，评价越高。

蒙田的这种抱怨带有某种普遍性。

人往往会在死后几百年才受到比生前更多的重视。同样的话，古人说来是真理，而当代人说来却可能遭到质疑与不屑。一般来说，评论家是不会拜倒在一个他熟识的朋友的作品前面的。因为人们有一种对身边事物多半持不屑态度的倾向，会本能地认为，真理或者杰作总是在远离我们的地方。

而这样一种现象，同样存在于人们对于中国原创与国外引进儿童文学的态度上。

十余年来，中国儿童文学的写作者、出版者和阅读者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幸运，全世界最优秀的儿童文学杰作潮水一般地被引进出版，使我们得以看到了位于儿童文学金字塔顶端的作品面貌。并不能说，这些优秀作品一定都能成为经典（它们只是具有某些经典的品质），但其中的一些必定会经过时间的沉淀和筛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经典”。我同样相信，中国原创的儿童文学中，一定也会有那么一些，在五十年后获得与之同等的待遇。因为在我眼里，这些作品在艺术品质上，与国外的杰作相比，毫不逊色。

之所以这么说，我是想提醒大家认识一个现实：拿中国儿童文学的整体平均水平和世界儿童文学最高水平进行比较，显然是有失公允的。当我们今天向已然存在的中国经典儿童文学致敬时，我们不仅是要向作品致敬，更是向经典化的写作方式致敬。这样做，或许可以让我们唤回一些自信，而不要发出“蒙田式”的感叹。毕竟，在默默前行的路上，有那么多人正在追随着一种经典化的写作，无论他们的作品将来是否能成为经典——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正在写作的方式和姿态。

卡尔维诺曾对“经典”做出十余种解释，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句话：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而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可以带来发现。

没有人可以预言自己的作品将来成为“经典”。当张天翼写《大林和小林》的时候，冰心写《寄小读者》的时候，林海音写《城南旧事》的时候，也许都没有想到自己作品的生命力有多长。他们考虑得更多的应该是作品的艺术独创和审美。

1982年，11岁的我第一次看到改编成电影的《城南旧事》，自此不忘那部电影留给我的那种淡淡的忧伤、抒情与诗意的感觉，那种感觉甚至绵延了很长一段日子。我觉得自己仿佛成了小英子，看到了透过小英子的澄澈眼睛所见的复杂世相和人生，它让我从无忧无虑的童年期分离出来，忽然有了一种与先前全然不同的看待世界的目光。相比同期观看的其他影片《泉水叮咚》《苗苗》《小铃铛》等，没有一部像《城南旧事》那样带给我如此强烈的审美感受。

而读到《城南旧事》原著时，我已成人。显然，文学作品所呈现的生活图景，比电影更加丰富，视角更加广阔，所反映的生活也更加复杂，但它的叙述采用的却是纯粹的儿童视角和儿童口吻，这是作品非常迷人的地方。可以这样说，《城南旧事》是我最喜欢的中国经典儿童文学，它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了我的一些小说创作。

对《城南旧事》是否是儿童文学曾经存有争议，但如今，《城南旧事》是儿童文学经典已是公认。而更多的人，他们的作品虽然具有经典性，却未必成为被今天的人们记取的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比如我珍爱有加的和冰心同岁的女作家凌叔华的短篇小说集《小哥俩儿》。刘绪源先生称其为“现代儿童文学被遗忘的高峰”。我亦觉得，凌叔华的短篇小说，堪称现实主义儿童小说的标杆。她对儿童情趣浑然天成的精妙把握，所传达的“有意味的没有意思”，以儿童视角表现的繁复人生，铺陈故事的剪裁有度，叙述艺术的自然晓畅……使得今天的读者读来不会觉得有陈旧的“时代隔阂”，而这种“时代隔阂”倒是在有些已然成为“经典”的作品里可以感受到。

“经典”是需要以宗教情怀来面对的。成为“经典”是可遇不可求之事，但经典化写作却可以有迹可循。凡儿童文学经典之作，均有艺术的独创性（独创的人物形象，独创的想象力，独创的叙述方式）、艺术的审美，有珍宝般可贵的儿童情趣，更有道义感与悲悯情怀（喜剧也可有悲悯，“含泪的笑”更是喜剧的高境界）。无论中外古今，概莫能外。

所以，在向经典致敬的同时，我更希望能寻找到通往经典的路径，并愿意和更多的同道一起为之默默求索。

谢谢大家。

        2014年11月13日（在2014儿童文学上海论坛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