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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
1. 这本书的创作理念和思路。一贯擅长写都市题材的作者,为什么突然改变写作路子改写边疆题材小说?
我喜欢登山,也喜欢“登山”式的写作。一直觉得,儿童文学的题材和视野可以更宽广些。在写过一段时间少女题材后,也触碰过历史题材、幻想题材。但这些尝试仍旧是很有限的。对儿童文学来说,实在是有太多的东西可以写,可以挖掘,题材是取之不尽的。我们有那么深厚的、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和民族文化在那里,我们有如此宽广的地域和风情,那应该是一座富矿。能否自由地使用那笔富矿,取决一个作者的涵养、积累、素养和境界。我很有愿意向自己做出这样的挑战。但这一切,需要机缘,需要水到渠成。
幸运的是,机遇也来寻找我了。
2. 是什么激发了灵感?
因为机缘巧合。2012年,上影集团计划投资拍摄一部以西双版纳雨林为背景的儿童片,找到我,希望能为这部影片编剧。热带雨林,它的神秘与丰富,浪漫与诗情,给了我创作冲动。
这是最初的写作缘起。
3. 在来云南采风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经历了什么,得到了什么,为什么能把热带雨林里的动植物写得那么真实?
早在90年代中期,我就去过云南,到现在,先后去过五六次。光西双版纳就去过三次。大理、丽江、瑞丽、香格里拉、腾冲……各条线都走过了。90年代,云南旅游尚未开发,旅程艰辛。我和另一个女伴,去到大理、丽江、西双版纳,遭遇奇人和奇遇。
云南是一个充满了奇异风情、神秘而绮丽的地方,非常喜欢那块土地。
2012年,为剧本做准备期间,我在西双版纳广电局朋友的支持下,在雨林里深度体验了一番,见识了闻所未闻的奇花异草。也去到了傣家村寨,领略他们的民俗风情。印象最深的,是走望天树吊桥(空中走廊)。望天树,是世界上最高的树,望天树一般的高度在40至70多米之间,最高的可达88米。吊桥搭在望天树和望天树之间,走在上面,心惊胆战。不亚于走高空索道的感觉。但同时,在热带雨林的高处俯瞰整片森林,那种感觉也是非常震撼的。
深入生活最大的收获,是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自然观。我希望我笔下那个好看的故事,还能够承载更多的东西,比如众生平等,比如对一切生命和生物的敬畏,还有“永不消失的爱”等等。
“上天创造了我们,也创造了蛇、鳄鱼、蚂蚁和甲虫,它们和我们一起在银河系中旅行。”“虽然鳄鱼啊、蛇啊,它们有时候会攻击我们,但它们不邪恶。它们只是在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在自然中,阳光不单单照在我们身上,更照在我们心里;河流不只是流经我们身边,而是流淌进了我们的身躯。从瑞福里斯回来,我感觉到阳光、空气、树和草都和先前不一样了,它们好像真的都住进了我的心里和身体里。”(摘自《天上的船》)
当然,体验生活远远不够,还需要知识的储备。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搜集和阅读资料,仔细阅读了数十本和雨林、动植物、傣族风情、丛林探险等有关的书(电影、纪录片)。希望不要犯常识性的错误。交稿后,我也要求编辑能找专家替书稿把关。
4. 《天上的船》的写作与其他创作的相同点和不同点,重点谈不同点。
如果说相同,这还是一部打上了我的烙印的作品。无论风格怎样变,题材怎样变,我始终关注的是人性,关注成长中的心灵。《天上的船》当然也是如此,藉由发生在雨林中的传奇故事,探索两个孩子的心灵成长,追寻温暖情感与浪漫理想。
如果说不同,除了题材的陌生化,专业化,我尤其注重了语言风格的打磨。一个9岁男孩视角的讲述,我期望呈现一种天真灵性朴拙的语言风格。这部作品的语言风格和以往的都不同。我曾经写过《1937•少年夏之秋》,也是12岁男孩的视角,采用的是民国白话风的语言。除了题材和立意的探索,我一样着迷于语言风格的探索。
5. 在这部书里哪些手法是过去的延续?哪些是有突破的?
男孩和女孩心理,笼罩着爱与温情的光环,更多的是勇气、宽容坚定与执着的力量。隐喻的使用,象征性的意象(天上的船),故事的峰回路转。这是过去的延续。
不同的是,如果说我过去的作品更多的是柔性的话,这部作品更多了“刚性”和“野性”,这是一部以天地自然为背景的作品,她的视域或许更宽广。
6. 为什么把这部题材难得的书放在晨光出版社来做?
云南题材理应由云南的出版社来做,他们熟悉小说的背景,会更加专业。
更重要的是,晨光社编辑的敬业、热情和完美主义,打动了我。他们为初稿提出了非常专业和精到的意见和建议,我一直保存着他们的审稿建议,出了这么多书,他们的这份审读建议可以说是我合作经验里遇到的最专业的。制作过程中,他们为这本书可说是殚精竭虑,几乎每天加班到深夜。当然,要非常感谢我的朋友,画家黄石先生的支持,他有优异的写实功底,为这本书大大增色,加之尽善尽美的美术设计,《天上的船》是我的书里面最美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