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诉讼笔录》的无“忌”之谈

殷健灵

早在1992年，安徽文艺出版社曾经引进出版过《诉讼笔录》，许钧翻译，柳鸣九主编。南京大学外语学院副院长许钧是最早接触勒克莱齐奥的中国学者之一，他评价勒克莱齐奥的写作不断在创新探索，求变化。1998年，译文出版社重新出版了《诉讼笔录》，印数不详。2008年，勒克莱齐奥获诺贝尔文学奖，10月，译文出版社再次将《诉讼笔录》包装推出。

我视野有限，在此之前，我未曾注意过勒克莱齐奥的名字和作品，第一次接触他，就是从这本《诉讼笔录》开始。

但我们都知道，几乎所有诺奖作家的作品都不太好读（除了帕穆克），纯粹的文学性、独特的创造性，技巧上的探索性，恐怕会让习惯读故事的中国读者敬而远之，指望畅销不太可能。勒克莱齐奥的《诉讼笔录》同样，这部他在23岁写就的处女作，其探索性和创造性已经令人感到“惊世骇俗”。它会充分考验读者的阅读耐心，如果想从中读到好看的故事，或者煽情的眼泪，你会大失所望，甚至可能感到茫然或者不屑一顾。就像听惯了流行歌曲，一时半会无法领会古典音乐的精妙，可是，一旦静下心来，你会发现，古典音乐浸润心灵的力量远非流行音乐可比。

在打开这部“颇为奇特”的小说之前，请做好三个准备：第一，打消猎奇或者消磨时间的念头，尤其不要在心情浮躁时读；第二，去做一点文学史的准备，了解一下法国“新小说派”的背景和主张；第三，确认自己是不是一个爱好思索和研究的读者。缺少一样，都会令你在阅读中半途而废。

《诉讼笔录》某种意义上是对法国新小说派的致敬。勒克莱齐奥初出茅庐，想一鸣惊人，但在本质上还是传承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法国新小说派的神髓。以罗伯·格里耶、克洛德·西蒙、玛格丽特·杜拉斯等为代表的新小说派，公开宣称与19世纪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决裂，探索新的小说表现手法和语言，刻画前人所未发现的客观存在的内心世界。罗伯·格里耶说：“世界既不是有意义的，也不是荒谬的，它存在着，如此而已。”他主张小说要把人与物区分开来，要着重物质世界的描写，小说的主要任务在于写出“一个更实在的、更直观的世界”。这样反传统的探索，极大地满足了作家创造力的诉求。从写作者的立场出发，这样做魅力无穷，至于读者能否认同，是另一回事。

某种艺术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寻求突破和变化。正如摄影诞生后，绘画突破了写实主义的拘囿；电视诞生后，文学也不再是单纯的讲故事的载体，不再是人们的娱乐方式。因此，我们很容易理解勒克莱齐奥为什么采取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来写小说，打破人们的认识惯性，并“引起惊骇”。

小说的主人公亚当（这个名字明确了作者的意向，他要写的是人，人的象征），一个流浪汉，一个疑似精神病患者，游荡在城市边缘，栖息在无人居住的空屋子里，没事逛动物园，和老鼠对峙，观察周围的人类，偶尔也去酒吧，逛海滩、看死人，或者给一个叫米雪尔的女子写自言自语的所谓“情书”。有人对这本小说的解读是对现代西方文明的极端厌弃，我不以为然。我以为，亚当的种种行为和思考，是对“人”这个万物之灵的藐视，是对人类种种煞有介事的生活方式、规则的嘲弄。万事不能往极端处想，一旦思维的触角探向事物本质的底部，你要么会陷入茫然的恐慌，要么跌入荒诞的圈套。正如我们有时盯着一个熟悉的汉字出神，不消一分钟，你便会对眼前的这个字感到陌生和不可思议。

亚当的感觉其实我们都有，只是平时我们披着文明人的外衣，不敢说出心里的真实想法，仿佛一说出来，就会被人看低，遭到嘲笑。勒克莱齐奥不怕被嘲笑，于是他塑造了具有原始感觉、非人化，但又拥有纯良性格、思辨能力缜密的亚当。

举个例子，当你在闹市闲逛，走过光怪陆离的大商厦，你会被眼前花花绿绿的一切迷惑。化妆品柜台里，成千上万不同香氛、功用各异的瓶瓶罐罐，男男女女涂抹它们，不是为了果腹，而是为了种种附加的目的。你穿上华丽的裙子，一不小心却给底下的一只狗瞧见了你腿上的湿疹；而说到底，芳香的化妆品、光鲜的衣服遮蔽下的躯体都是一副躯壳，里面有血淋淋的内脏，尽是脏乎乎的东西。若是生命脱离了躯体，正如亚当在海滩上看到的淹死的人，不管他生前有多风光，死后就是一堆破布，充满了海水，“扭过溺水者的脑袋，只见嘴一张，水哗地一声直往外流”。这样的人，和“物”无异。

至于人类这个万物之灵，我们怎么对待我们的非同类。把它们关在动物园里，娱乐它们。在老鼠面前，我们自以为高等，要蹂躏它。“你是一只老鼠，落到了人的世界中，世上到处都是人居住的房子，有陷阱，有枪支，要的是老鼠的性命。其次，在老鼠普遍为黑色的世界中，你却是一只白鼠。”一只白老鼠，生其为鼠，便是一种罪孽，何况还是白的，那简直就是大逆不道了！这种思维普遍存在，可是又是多么滑稽可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规定只有人的长相才是合理的，其他物种因为不是人，便要被人主宰。而在其他物种看来，人类的存在或许也是一种最大的荒谬呢？即便是人的同类，离经叛道者不是也会遭来与白鼠同样悲惨的命运吗？

人类的所谓文明史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和“结果”，而且一直处在不停的变动当中。在勒克莱齐奥看来，在从自然之人向文明之人的过渡当中，人类没有什么伟大，人类在不断“战胜自然”的同时，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于自然的祸害。亚当在街头的那番疯狂演说，是他对现代人类的反思性控诉。他说得极为彻底，也很偏激，甚至让人生理不适。但静下心来想，面对真实的人类历史，我们有资格说自己一直是在“进步”吗？还有资格以真理、正义、光荣的名义为自己的历史加冕吗？

时值23岁的勒克莱齐奥也许想表达得太多，用他自己的话说，“可能失之于过分严肃，矫揉造作，啰嗦累赘”，这使得小说仿佛一块硬实的砖块，而不像那种疏密有致的织毯。这让你的阅读多少有些紧张、疲累，但想到这个年轻人早在三四十年前就在用看似荒诞可笑的有趣方式说一些无“忌”之言，他说的那些个问题时至今日仍未过时，甚至可能永不会过时，这么想着，颇费周折地把小说读完，还是很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