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两个兄弟

在六个弟妹里，德佑天佑两个弟弟和小燕的关系最亲密。因为年龄相近、性情相投，小时玩耍三人总在一起。

１９０５年电影传入中国，上世纪２０年代后期，有声电影也在中国问世。小燕姐弟都是电影院的常客，喜欢摹仿电影里的主题歌和插曲。但又不满足于齐唱，便分男女声部唱，甚至分角色唱。单是唱还不过瘾，于是学着剧中人手舞足蹈表演起来。后来，干脆无师自通地排演起电影里的剧情来。

小燕是导演，小弟德佑童声清亮，扮演女主角唱女高音，大弟天佑则负责配乐和效果。天佑虽有脑膜炎后遗症，但音乐天赋出众。他在弹钢琴时自创了两手交叉的方法，用左手代替右手弹奏复杂的旋律部分，诸如风雨雷声，鸡鸣狗吠等音响效果也都由他包办。

小燕在剧中女扮男装，压低声音唱男角，德佑反串女角，常把大人逗笑。每次演出，要求来看戏的父母亲友拿钱购票，一张票五分钱。收来的钱积蓄起来作为将来办平民学校的基金。这种使命感，自然从父亲那里耳濡目染习得的。

继小燕入圣玛利亚学校读书，１３岁的德佑也进了文华中学读初一。文华中学是基督教教会学校，也是苍柏少时的母校。

德佑天性聪颖，冲动不羁，周苍柏对这位幼子的成长一直多操一份心，生怕他沾染不良习气。进文华后，德佑一度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苍柏忧心于他的狂热，决定让他改变环境，就这样，德佑到了上海读书。

德佑只身插班进了沪江大学附中读书，同时跟从外国小提琴家富华习琴。初到上海，惊异于这里的豪华气派，德佑也开始赶时髦，西装革履，讲究衣着和风度，以及领带颜色的搭配。苍柏在武汉得知儿子染上崇尚奢华的习气很是担忧。可是不久，又传来德佑的消息，说他身穿中式长袍，整天在屋子里看书写字，与先前判若两人。苍柏和家人看到的只是德佑表面上的变化，并不清楚内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恰逢此时，燕梁为小燕和天佑收拾了行装，打算让他们去上海报考国立音专。进上海音专读书，对小燕是个不小的诱引。那时，小燕学音乐的动机或许非常含糊，对外面世界的想象和期盼一时间超过了音乐本身具有的魅力。

１９３５年暑假，国立音专对外扩大招生。母亲亲自带了小燕和天佑来到上海报考，暂时安顿在江西路的上海银行宿舍。

小燕如愿考入国立音专，选学钢琴和声乐两门主课。从此又多了和小弟德佑相处的日子。那时的德佑全然变了个人，围巾长衫的朴素打扮，成了鲁迅的拥笃者。他参加了张光年办的读书会，深受进步思潮影响。１９３７年，发生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件，局势严峻。小燕全家都投入到抗日救亡中去，燕梁当选为武汉战时儿童保育会理事，她还承诺担负２０名在抗战中无家可归的难童的生活费。

这年，德佑已是１７岁的棒小伙了。满腔热情的他更是投入到救亡运动中去。他以父亲是银行经理的身份为掩护，偷偷为进步人士运送文件。他热衷读当时的禁书，与同伴一起办文艺刊物，写文章，画讽刺漫画，并且串联了三十多位流亡学生组织了拓荒剧团。第一个戏演的就是光未然编剧的《五月的鲜花》。接着，德佑又执笔创作了一个剧本《大兴馆》，在汉口的几家伤兵医院演出。演出时，台上台下相互呼应，甚至有伤兵捶兄顿足：“我错了！这戏写的就是我呀！”

那个时代，空气中早已失却了宁静，战争剥夺了人们欣赏美的权利，却无法剥夺深藏内心的良知。德佑的心里始终起伏着狂澜，外人却不知晓，直到有一天德佑不辞而别。

他一腔热血想投入抗日救国的大业，诉于父亲，苍柏表示要想想再说。他便担心父母阻拦，留下一信，悄然作别。信上说：“亲爱的双亲，我现在已经下了最大决心到山西去。我相信没有任何困难可以阻碍我，没有事先和你们商量，这是我最大的罪过……”

德佑的出走使苍柏夫妇陷入苦恼，感到儿子的行为不可理解，更伤心于儿子竟疏于和他们沟通。全家四处打听，才得到消息，德佑他们正在武昌集中，队伍尚未开拔。

小燕承父母之命，按地址找到武昌巡道岭８号的一栋宅子，见有很多年轻人进进出出，问起德佑的下落，个个摇头。正欲失望离开，却见方桌上放着一把小提琴。小燕笑着蜇回去道：“你们别骗我了，这把小提琴不就是他的么？”德佑这才出来见了姐姐。

经小燕苦心劝说，德佑勉强答应回去见见父母。见到日夜思念的儿子，母亲却严肃地说：“你以为就你一个人爱国？儿子是国家的。你去抗日，我一定让你走。”苍柏则开导他：“不要空谈，要实际地干！”

１９３８年，德佑所在的元旦七队由武昌渡江，苍柏为他们租了辆卡车，把全队２６人送到湖北应城。在应城剧院演出后，又赴汤池，受到负责汤池训练班的陶铸的亲自接待，之后便赶赴农村。

当时条件恶劣，路上徒步挑担，伙食粗劣。出身优越的德佑和别人一样吃苦耐劳，别人休息时还要挑灯写剧本，经常一天只睡两三小时。夜以继日的劳作终于使这位年仅十八的小伙子心力交瘁，积劳成疾。在演出《我们的家乡》第三场时，德佑浑身滚烫，休克过去。待周家接到电报，将德佑接回家中，他已奄奄一息。

那是周小燕平生第一次目睹亲人的死，而且，竟是年幼于自己的弟弟。那已经不是一种忧伤或绝望，眼看死神将德佑的最后一丝生命的气息抽去，用尽了气力都无法让他逐渐冰凉的手恢复热度。最后一刻，德佑突然睁开眼睛，把父母小燕三人的手握住，低声道：“我不行了，但你们要坚持住……”小燕明白德佑说的坚持是什么意思，是坚持抗战，争取最后的胜利。那是１９３８年３月１９日，德佑不满１９岁。

德佑的棺木被抬到江边，用木筏载过长江，安葬在海光农圃风景最美的地方，面对珞珈山和东湖，山水环抱，湖中的涟漪仍在为他激情的青春伴舞。

不久，苍柏着手联系让小燕和大儿子天佑出国留学，目的地是法国巴黎，试图让两个孩子摆脱战乱。然而，到了巴黎，仍逃脱不了辗转逃亡的境遇。

初到巴黎，小燕和天佑借住在波兰籍犹太裔人妮娜家中，曾经有过一段快乐浪漫的时光。可惜好景不长，１９４０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希特勒绕过马其诺防线，在一周内侵占了中立国家荷兰、卢森堡、比利时。然后，从防御薄弱的法比边境，闪电般侵入法国北部。英法联军猝不及防，仓皇后撤。巴黎大街顿时繁华不再，而是挤满了仓皇逃难的车辆和人群。

为逃避迫害，妮娜一家决意逃难，小燕姐弟无依无靠，只得与他们同行。姐弟俩和妮娜一家驾着一辆租来的破车，开始了逃亡生涯。车辆在挤满人流和车流的公路上艰难行进，与无数惊惶苍白的脸擦身而过，空气被恐惧与灰尘凝滞。他们颠簸了一个星期，到达比雅利茨镇稍作休息，采购食品，打探情况。

但是，不到半月，比雅利茨镇也被德军占领。艾菲尔铁塔悬挂着德国国旗，天空失色，前行无路。没过几日，德国占领军挨家挨户来查户口，勒令他们在指定日期乘指派车辆返回巴黎。

装运牲畜的火车呼啸着开往巴黎，小燕和天佑相依而坐，她不时给弟弟拍背，天佑每天都有热度，还不停咳嗽。劳累、惊吓、无望，使他的身体日见衰弱。

火车过处，都见德国士兵耀武扬威，军号吹奏着四个声部的军歌。眼前的景象令小燕联想到正在日寇铁蹄下挣扎的祖国，又回想到亲身经历的武汉救亡运动，她唱过“中国不会亡！不会亡！”可法国怎会在一夜之间亡了国呢？

回到巴黎，这里已换了人间，一样的歌舞升平，法国少女和德国士兵相携而过，法国男人陪同德国军官在酒吧里喝酒……天佑抵达巴黎时已经萎靡不振，胃痛也加剧了。妮娜和小燕陪天佑去看病，说是患了阑尾炎，得动手术。

战时的法国，医院条件很差，电力和煤供应不足，缺医少药，天佑就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割了阑尾。

天佑的伤口一直感染，为了消炎退热，医生给他安置了一个冰袋。但晚间冰袋口子没有拧紧，冰水流出来，浸湿了床褥。天佑几次按铃唤人，无人理睬，只能在冰水中苦捱一夜，转成了腹膜炎。小燕天天跑医院，服侍在弟弟身侧。

有天晚上，小燕从医院回来，简单梳洗了一下，就累倒在床上睡去。时值半夜，朦胧中听见有人在叫“姐姐”。她睁眼看见天佑正靠在门边，一脸凄苦的神色。“呀，你怎么回来了？”小燕心下一喜，正想坐起来。忽然，弟弟不见了。

不祥的预感袭来，小燕觉得心脏被猛揪一把，赶紧翻身下床拖着妮娜直奔医院。到了病房，只见人来人往，医生护士围在天佑床边，白床单刚刚盖过天佑的脸。

天佑已经永远地走了。

身逢乱世，飘在异国，又失去了相依为命的弟弟，小燕接受不了这个残酷的现实，终日以泪洗面。深夜也会在梦中哭醒，悲呼着天佑的名字，唤着爸爸妈妈。她无法将噩耗告诉他们，他们刚刚痛失德佑，怎能再遭重创？“妈妈会疯的！”她不敢想下去。过了很长时间，她才冷静下来，给当时在重庆的父母发了一封信。这信历经辗转到次年（1941年）夏秋才到达苍柏夫妇手中。沉重的打击使燕梁几乎昏厥，十来天神志不清。

而小燕，从此独在异乡，在经历了巨大的悲痛之后，没有忘记父亲的嘱托：要好好学习，将来中国是需要人才的，你一定要学成归国。在最痛楚黑暗的时候，这句话成为远处的一盏灯。对小燕来说，心中唯有艺术和祖国，这是她最后的希望和慰籍。这微暗的火照耀着她在长夜中等待黎明的来临。

所以，当有人疑惑她为何告别西方辉煌的演艺生涯回到祖国，周小燕亦会一脸惶惑地反问你：为什么不呢？她从来没有动过不回国的念头，她的父母，她的兄弟姐妹，也都从来没有怀疑过她不回来。她，周小燕，是为祖国而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