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湛江弑女的周玉娟中的什么风？》

刘长锋

湛江村妇周玉娟在自己阴暗潮湿的蜗居里，亲手杀害了自己最小仅35天的5个女儿。让人不仅想起8月份发生在甘肃乐景县杨改兰弑子事件，她也是在同样的窘境中，亲手杀害了自己四个子女后，杨改兰选择了服毒自尽。

 绝望的极限是了结，了结与这个世界的一切，撇清于这个世界的一切关系。但是很显然，我们对绝望的理解还不够深入。终极的绝望，不但是个人与世界的诀别，而且要他身边最亲近的人一同摆脱“苦海”。在经历了无助、绝望之后，他们对世界充满了不信任感，他们缺乏哪怕是一丁点儿的安全感。

如果说杨改兰的悲剧，更多的是因贫困而起，那么，周玉娟必须面临的压力，除了贫困，还有重男轻女的所谓“道德”压力。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重男轻女思想根深蒂固，表现最为突出的一是贫困地区，二是广东地区。广东沿海地区，客家人居多。客家人背井离乡，积攒家业，宗族观念，尤为明显。创业不易，家业的继承就显得尤为重要。而历来的传男不传女旧俗又根深蒂固，所以对男丁的渴望，深植于客家人的精神血脉。

生养男孩，是男人的责任，也是女人责任。对于客家人来说，在生男生女这个问题上，男女没有明显的分歧。女性嫁入婆家后，她自然就是婆家的一员，对这个家族的兴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身份和角色的转变赋予女人家长的地位后，尽管身为女人，但她们对男孩的渴望，比之男人有过之无不及。

产后抑郁是现在常见的病症。而一旦一个女人背负了太过沉重的负担，冒着超生的危险，连生五孩都是女儿，抑郁症的发生，几乎无可避免。这种压力，不仅来着家族，来自家庭男主人，更多的也来自女主人本身，她比谁都更希望生个男孩。

既要承担残酷的养育负担，也要承担超生处罚的风险，同时，来自内心的自我加压，最终压垮了村妇周玉娟。但毕竟，她只是一柔弱女子，没有杨改兰那般决绝，弑女之后，除了痛哭，她别无他法。

政策的无情，经济的压力，以及来自内心深深的自责，让她走上了不归路。可是，根源在哪里，问题的根本在哪里？陋习固然害人，但是政策的宽容，社会扶助机制的不足，才是压死骆驼最后的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