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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的时候,冯玉祥率领部队,把溥仪和她的妃嫔们统统赶出了紫禁城。在当时民族生死存亡,大众生活水深火热的日子里,可是偏偏有那么一大批的好事者,寻根问踪,打听这皇帝和他的妃嫔们的消息,看他们现在在哪里,吃的好不好,穿的暖不暖,安全不安全,至于在同一片大地上的亿万老百姓的生死,则自然是没有人会有闲暇和兴趣去“关心”了。
“大人物”头上和身后的光环,自然是引人注目的了,而大人物的吸引力也大抵都是从这里来了。就在我们还有那么多的普通百姓吃不饱,穿不暖的时候,有那么一些国家出了大量的资金和心血培养出来的“专家”、“学者”们,却正在乐此不疲地研究郑和下西洋时吃的什么东西,考究船上的作息规律,乃至后来关于是否有私生子(媒体上比较委婉的说法是“后裔”)在非洲那个地方?这些也都成了研究人员的课题,成了大众生活的谈资。至于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死活,根本就不算那么一回事情,做媒体的和那些为媒体做走卒的人也都知道,如果把铅粉和镜头浪费在他们身上,自然是亏本的了,是断没有什么好处可得的。
目光总在财富所能产生最大效益之处,这是资本者的本性。可是偏偏我们的普通的非资本者,甚至还有些非得把自己装扮成资本者的模样(自己给自己加冕的,洋洋自得地美其名曰:“小资”)的,也是同样的德行,乱哄哄地拥挤着加入了“朝圣者”的队伍。一个就档次和品位来说都不怎么可观的“超级女声”,一时之间,弄的是全国上下“人去楼空”,都到哪里去了呢?都跑到演出的现场去了。还有一些因为人民币或者机会等因素的考虑,无法亲抵现场凑热闹的,也都爬到电视跟前去了。
一个寡然无味的演唱会,一场臭得不能再臭的球赛,门票动辄几十上百,乃至上千的贵宾票,也只有抢不到手的可能,而断然不存在卖不出去的可能。
9·11的时候,我们激动了,群起雀跃了;印尼海啸的时候,我们都一下子变穷了,成了发展中国家无辜的赤贫者;南亚大地震的时候我们都哑巴了,我们“女声”也超级不起来了;街头的乞丐抬头向我们凝望的那一刻,我们的笑脸全没了,一只手却在口袋里偷偷把钱包攥的更紧了;一个山沟里的孩子,拿着石头在泥土地上写着“我要上学”几个字的时候,我们就都哑默了,转瞬扭过头去,摆出一个冷酷到底的“POSE”,暗自在心中思忖着:“玉米”明天的造型是不是会比今天更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