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中旬，北京被厚重的雾霾所笼罩，空气质量指数和PM2.5密度纷纷“爆表”。国际通行的空气质量指数，301到500就是“危险”状态，北京则一度接近1000，几乎倍于“危险”的上限。也难怪大家人心惶惶。

事后记者采访专家：“重污染真的会导致肺癌吗？”北大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潘小川回答：“这个不敢随便说。目前没有科学依据证明雾霾天和肺癌具有因果联系。但大概三四十年前，就有初步研究发现，重污染地区肺癌的发病率是相对高的，而且被污染的空气中，可能会含有致癌物质。但这些都只是可能性，并不是严谨的证据。”

显然，潘教授明确意识到空气污染和肺癌的关系，但依然坚持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没有科学依据。然而，世界卫生组织讲得相当明确：“空气中的悬浮物是导致肺癌的首要原因（ a leading cause）。在这方面，重污染的城市死亡率要比干净的城市高15%到20%。而北京已经远非普通的重污染城市。《每日金融》（Daily Finance）在2010年就报道，在世界十大重污染的大城市中，北京和新德里并列第一。接下来则是智利的圣地亚哥、以及墨西哥城、乌兰巴托、开罗、重庆、广州、香港、喀布尔。

可见，潘教授有意模糊了世界卫生组织明确无误的结论，并且还称北京、上海、广州、西安四大城市去年因空气污染死亡8500多人的报道不过“是一个统计学模型的预测和推演，体现的是理论上的风险性和可能性。”“ 人不可能24小时暴露在室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室内。我们这个推演甚至是按照年均值来算的，也就是如果一年365天都暴露在PM2.5超标的环境下，可能会增加8000多人的死亡风险。这种情况在实际生活中发生的几率很小。”

事实如何？我们不得而知。我只想和大家分享一下美国的数据。美国的PM2.5的密度，2010年平均值为9.59，北京这次则长时间超过500，即所谓爆表水平。美国三亿人口，自2000年以来，每年因为空气悬浮物污染致死的人数在2.2-5.2万之间。人口7.3亿多的欧洲，空气略差，则每年有20万死亡。北京、上海、广州、西安这四大城市，人口合起来有6000万人以上，是美国人口的五分之一，空气中悬浮物的密度比美国高出十几倍甚至几十倍，8500的年死亡数不过和美国的水平大致相当，而且居然比空气比我们好得多的欧洲还低不少。这么低估的数字，是否就构成了“在实际生活中发生的几率很小”的“风险”？

这种有意淡化空气污染的恶果的“专家言论”，也许属于大灾之后的安民告示，目的是让老百姓“情绪稳定”。然而，这老一套的思路，面对日新月异的现实，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而且往往是导致问题的原因。我作为第一个在媒体上“炒作”PM2.5的人，多年来顶着许多骂声和口水不改其衷。我的基本信念是：信息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必须给人们足够的信息，普及PM2.5的知识，才能指望人们作出明智的选择。中国大都市的空气污染，当然有许多是政府管理上的失职所致，如对燃油品质的标准过低，落后的燃煤发电厂未能及时更新，对工业污染控制不利等等。但是，政府最大的失职，恐怕还在于没有及时向公众公布PM2.5的信息。毕竟，城市污染在很大程度上是市民们的行为问题。至今还有许多城市居民仍然不愿意承认PM2.5污染的最大诱因之一就是机动车过多。大家一面抱怨空气污染，一面继续开车。我每次提出限制机动车的建议时，都会在网上遭到一通唾骂：“你挤过车马？”“你在美国站着说话不腰痛呀！”

其实，我在北京住了33年，并非完全不知道国情。限制机动车当然会给许多人的生活带来不便。这不需要懂得国情后才能理解。世界上到哪里都一样。北欧人在冰冷的深冬，冒着漫天大雪坚持骑车通勤，也并非他们不知道开车要方便得多。但是，当人们有了足够的信息时，就会两害相权取其轻，作出理性的选择。不错，动辄开车十分钟买瓶酱油，确实相当方便。但是，如果知道这可能要自己少活十年的话，大家恐怕都会放弃开车。PM2.5爆表的事情，过去肯定有，而且不少。但大家不知道。现在大家知道了，恐慌了，这本身是个进步，说明社会的健康意识、环保意识都大大提高了。专家们实在没有必要对这个恐慌感到恐慌，乃至编造一些虚假信息安民。相反，如果大家更恐慌一些，就可能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使我们的城市更能够持续发展。从这个角度说，仅仅提供PM2.5的数据还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提供这种污染的健康后果的数据：究竟一年死多少人，导致多少人丧失劳动能力，平均缩短几年的寿命…… 我相信，中国人会对自己的生命和健康作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