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南方都市报》发表文章要求吴敬琏先生公布收入来源，立即引起阿多拉先生的反击。在他看来，吴敬琏先生虽然在国务院政协等机构担任重要职务，参与政策的设计和制定，当仍然能够理直气壮地在企业当独立董事并获得收入。这里不存在利益冲突，也不需要公共监督。这种指鹿为马式的逻辑，实在让人开眼。

第一，阿先生称，“对普通上市公司来说，独立董事要维护整个公司的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为了不妨碍作出客观判断，因此独立董事与公司及其大股东之间不能存在利害关系。所以做独立董事，不仅不是与资本结盟，还在很多时候扮演着监督大股东、经理人，维护中小股东利益以及企业社会责任的角色。对国有大型企业来说，独立董事扮演的角色就更加复杂。吴敬琏以为任何人都能明白上述常识。” 

请问，这难道是“任何人都能明白”的“常识”？“常识”告诉我们的是：“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了人家的手短”。你到大企业当独立董事，收入不薄，怎么就不是和资本结盟？难道主流经济学家就是特别动物，不受基本人性的制约？吴先生在大企业当独董，拿不拿钱，拿多少钱，根据什么标准拿钱，这些基本情况公众都不知道。大家怎么判断他“与公司及其大股东之间不能存在利害关系”？怎么知道他是在那里“维护整个公司的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第二，作为董事，你维护公司的利益，甚至维护大股东的利益，也无可厚非。但是，既然你在为公司的利益服务，就不能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好比一个人给一个足球队当教练，这一不犯法，二不违反道德。但是，如果你执教的队参加世界杯比赛，你还要上场兼当裁判，那就可笑了。这才是“任何人都能明白的常识”。再举个例子，一个经济学家在一大型房地产公司里当独立董事，而且确实在那里“维护企业的整体利益和小股东的利益“。但难道这家公司的整体利益与社会的整体利益永远不冲突吗？难道这家公司和其小股东们不希望低价买进地皮（使拆迁容易并且不给拆迁户市场价值的补偿）高价卖出房产（造成房价飞涨）吗？如果这样的企业里的独董也到政府重要的机构任职，老百姓信得过他会为全社会“居者有其屋”的目标奋斗吗？

第三，阿先生说，“国企要在海外上市，聘请独立董事是必须的”。“聘请名誉好、有公信力的知名人士做独立董事，对公司的形象有好处；聘请有专业知识的人做独立董事，对公司的决策和发展有好处。显然国企有充足理由聘请吴敬琏做独立董事”。从国企的角度来说，当然是“有充分理由”聘请一位象吴先生这样能影响政府决策的人当独立董事了。但这不构成吴先生应该当的理由。我要是个电讯业的老板，当然想请吴先生来当董事了。因为我想收费高点，想维持手机双向收费，不希望政府出台什么新政策限制我的赢利。请吴先生这样在政府里的人背后疏通疏通，既不犯法，又赚了钱，给独董的工资不会白扔。可是，看看哪个市场经济的国家是这样作的？如果布什的几个经济顾问都在波音，通用汽车，微软，谷歌里当独董，美国还是个市场经济的国家吗？

老实说，我看不出吴先生除了市场经济的常识外，在现代经济学上有什么专业素养。在这方面，在美国大学经济系里博士毕业的中国学生恐怕大部分都比他强。阿先生不妨教育大家一下：究竟吴先生的什么“专业知识”还有市场价值？包括他在内的主流经济学家，还有什么“公信力”？当独董可以。以我个人之见，他不过是在政府里有关系，有“官信力”，在权钱交易中有着某种垄断地位。他向企业出卖的不是知识和信誉，而是权力。

第四，阿先生无意透露，吴先生是给上市公司当董事。那么，按规矩，上市公司的开支，包括请独董的费用，都应该向投资者公开。怎么吴先生这方面的资料反而公布不得？如果这也成了企业机密和个人隐私，还搞什么市场经济？更可笑的是，一个口口声声市场经济的人，不去帮助那些拿不到贷款的民营企业，不去为那些刚刚起步，到处受敲诈的小生意代言，却要到不愁贷款并享受着种种政策优惠的大型国营企业当独董。这是在追求理想呢，还是在追求金钱？

阿先生最后归纳说：薛涌的文章“有一个谁都能读懂的潜台词”，即“独立董事如吴敬琏者，必定是借助了自己的其他身份，为公司以不正当的方式谋取了不正当的利益，而‘独立董事’不过是个掩盖贿赂的名头。应该承认，如果不了解详细情况，单听媒体只言片语，很容易得出类似结论。中国人太了解潜规则了，几乎不需要思考，条件反射就以为看明白了，只是有时候，事情又偏偏没有那么简单。”

哈哈，事情若真没有这么简单，就出来解释清楚。否则，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中国老百姓的“条件反射”，是几十年的生活经验反复印证出来的。我劝阿先生乃至他背后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对中国老百姓的“本能”或“条件反射”还是放尊重些。他们并不是“几乎不需要思考”的草民，而是拒绝按你们规定的方式思考“草根”，是我们社会的根基。他们确实喜欢相信小道消息。这不是因为他们爱捕风捉影，而是因为小道消息最后常常被证明是对的。这一点，在中国有了七十几年人生经验的吴先生心里一定清清楚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