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南方都市报”2006年2月18日
从大历史看“村官”
薛涌
薛涌
最近,大学生当“村官”成为一股热流。政府鼓励大学生就业于基层社会,这当然
是有意义的政策倾斜。不过,大学生当“村官”,不应该和刚刚开始的基层自治、
村民民主选举的精神背道而驰。
是有意义的政策倾斜。不过,大学生当“村官”,不应该和刚刚开始的基层自治、
村民民主选举的精神背道而驰。
村一级政权能否自治,村民民主选举“村官”的改革能否充分落实,关系到中国现
代化的成败。检讨这一问题,必须有长远的历史眼光。
代化的成败。检讨这一问题,必须有长远的历史眼光。
近代东亚社会面对西方的挑战,反应非常不同。日本通过明治维新,短短几十年跻
于世界列强之林。中国不仅继续为人鱼肉,甚至眼巴巴地受现代化后的邻居日本的
欺凌。这一切肤之痛,已经成为中国人现代意识中的一部分。中日现代化的命运为
何如此不同?中日历史的分途在哪里?这是每一个思考民族命运的中国人都要问的
问题。
于世界列强之林。中国不仅继续为人鱼肉,甚至眼巴巴地受现代化后的邻居日本的
欺凌。这一切肤之痛,已经成为中国人现代意识中的一部分。中日现代化的命运为
何如此不同?中日历史的分途在哪里?这是每一个思考民族命运的中国人都要问的
问题。
可惜,自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还停留在明治维新、戊戌变
法这些事件的一时之成败上,昧于长时段的历史潜流。
法这些事件的一时之成败上,昧于长时段的历史潜流。
中日历史的分途,并不在十九世纪末,而是在十四、十五世纪之间。分途的关键,
就在于村治。
就在于村治。
日本中世纪后期的战国时代,天下大乱。地方的老百姓为了保护自己,以村或几个
村子为单位武装起来维持基本的生存秩序。黑泽明的“七武士”,描写的就是那一
段的历史现实。在村子里,老百姓地位相当平等,并且有公共集会、发言的自由,
有点类似于西方历史上的城邦民主。后来军阀豪杰几经争战,经过织田信长、丰臣
秀吉,最后在德川家康手上,奠定了统一的幕府-大名复合集权式封建国家。德川幕
府代表中央政权,大名是附属于幕府、但有高度自治权力的地方政权。
村子为单位武装起来维持基本的生存秩序。黑泽明的“七武士”,描写的就是那一
段的历史现实。在村子里,老百姓地位相当平等,并且有公共集会、发言的自由,
有点类似于西方历史上的城邦民主。后来军阀豪杰几经争战,经过织田信长、丰臣
秀吉,最后在德川家康手上,奠定了统一的幕府-大名复合集权式封建国家。德川幕
府代表中央政权,大名是附属于幕府、但有高度自治权力的地方政权。
不过,在这一统一的过程中,不管是幕府还是大名,都没有打破村一级的自治。徵
税以村为单位。一个村子只要不惹事,缴足了税,政府就放手不管,一切村内事务
自己处理。特别是德川幕府确立的“兵农分离”制度,武士住在城里,不经过特别
批准一般不准进入村子。这等于把统治阶层和农民隔开。政府官员想鱼肉百姓也不
容易。
税以村为单位。一个村子只要不惹事,缴足了税,政府就放手不管,一切村内事务
自己处理。特别是德川幕府确立的“兵农分离”制度,武士住在城里,不经过特别
批准一般不准进入村子。这等于把统治阶层和农民隔开。政府官员想鱼肉百姓也不
容易。
这一制度安排,有几大好处。第一,徵税以村为单位而非以农户为单位,税源集中,
政府不用一家一家地跑,大大降低了徵税的费用,提高了行政效率。第二,每个村
子的税额相对固定,以后村子里开垦新土地,提高产量,剩余能够留在自己手里。
这自然鼓励基层社会大力发展生产。第三,村子里的事务自己管,政府不介入,这
就刺激了村行政的高度发达。在畿内等先进地区,村民要求“村官”把缴纳的税额、
村内行政费用、向各户收取的额度等如数公布,形成村内的行政监察和近乎现代财
政管理的预算概念。这样,地方社会管理得井井有条。明治政府开始现代化,地方
社会的资源能够通过这些复杂的基层组织被迅速调动起来。在1920年代以前,农业
还是日本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日本打败了俄国时,在经济上还是靠其传统的农业
资源。可见日本的村落,是日本现代化的基础。
政府不用一家一家地跑,大大降低了徵税的费用,提高了行政效率。第二,每个村
子的税额相对固定,以后村子里开垦新土地,提高产量,剩余能够留在自己手里。
这自然鼓励基层社会大力发展生产。第三,村子里的事务自己管,政府不介入,这
就刺激了村行政的高度发达。在畿内等先进地区,村民要求“村官”把缴纳的税额、
村内行政费用、向各户收取的额度等如数公布,形成村内的行政监察和近乎现代财
政管理的预算概念。这样,地方社会管理得井井有条。明治政府开始现代化,地方
社会的资源能够通过这些复杂的基层组织被迅速调动起来。在1920年代以前,农业
还是日本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日本打败了俄国时,在经济上还是靠其传统的农业
资源。可见日本的村落,是日本现代化的基础。
日本有的传统农业资源,中国不能说没有。但为什么调动不起来呢?因为中国没有
强大的基层社会,很早就取消了村治。明朝确立后,开始还用基层社会的力量,以
“粮长”钳制地方官,徵税运粮。后来权力全集中在官僚手中。这里的关键,是中
央政权一管到底,收税以农户为单位,一家一家地徵。连县太爷都不过是中央政府
徵税的马前卒,县以下地方社会更无自治可言。村一级行政职能迅速萎缩。结果,
税收成本非常大,官僚效率奇低。基层没有自治,大家也就无从参与本社区的政治,
当然没有社区责任。所以不仅农村残破,而且几乎处于无组织的状态。一有风吹草
动,社会就陷入失序的危机。真要进行现代化,地方社会没有必要的组织结构和能
力动员本地的资源。也怪不得孙中山感叹中国人是“一盘散沙”了。于是,在现代
中国历史上,如何把这“一盘散沙”捏到一起,成了每一代人、每一个政府的使命。
强大的基层社会,很早就取消了村治。明朝确立后,开始还用基层社会的力量,以
“粮长”钳制地方官,徵税运粮。后来权力全集中在官僚手中。这里的关键,是中
央政权一管到底,收税以农户为单位,一家一家地徵。连县太爷都不过是中央政府
徵税的马前卒,县以下地方社会更无自治可言。村一级行政职能迅速萎缩。结果,
税收成本非常大,官僚效率奇低。基层没有自治,大家也就无从参与本社区的政治,
当然没有社区责任。所以不仅农村残破,而且几乎处于无组织的状态。一有风吹草
动,社会就陷入失序的危机。真要进行现代化,地方社会没有必要的组织结构和能
力动员本地的资源。也怪不得孙中山感叹中国人是“一盘散沙”了。于是,在现代
中国历史上,如何把这“一盘散沙”捏到一起,成了每一代人、每一个政府的使命。
可惜,由于缺乏长距离的历史眼光,大家总觉得把“一盘散沙”捏到一起要靠集权
式的铁腕,一味将之攥在手里拼命地捏,最终中国农民被迫走上了合作化之路。殊
不知,要使“一盘散沙”凝结,关键是放开“铁腕”,增加沙子彼此间的黏性。最
有效的办法,就是象日本中世纪后期以来那样,让农民自己管理自己,在村子里建
立自己的生命共同体。
如今中国推行村民选举,一旦成功,将彻底解决中国现代化的基本症结。但是,成
功的道路,是彻底落实村民的民主权利。一旦村民真正有权利自己管理自己,他们
在觉得自己能力不够、知识资源不足时,自然会出钱雇大学生、研究生,甚至教授
和社会名流。农民对自己的利益看得很严,也很精明,用不着外人来指手划脚。如
今当“村官”的大学生,日后在户口、就业、考研等方面有诸多优惠,下到村里不
过是自己晋升的一个跳板,说到底还是外人,早晚要走。你很难指望村民信任他们。
所以,与其鼓励大学生当村官,不如落实村一级自治,保证村民的权利,让他们自
己看护自己的利益。大学生下去,最好是担任村内选举的监察员和仲裁人,不能参
与基层政权的行使。换句话说,村民自治,是政府把官僚机构从基层社会撤出,让
基层社会自我管理,由此强化社会秩序,节省行政费用,提高行政效率。如果象派
工作组一样往村里安插“干部”式的人物,等于官僚机构在基层社会扩张,而不是
从基层社会退出。这和村治的要义,可谓本末倒置。
功的道路,是彻底落实村民的民主权利。一旦村民真正有权利自己管理自己,他们
在觉得自己能力不够、知识资源不足时,自然会出钱雇大学生、研究生,甚至教授
和社会名流。农民对自己的利益看得很严,也很精明,用不着外人来指手划脚。如
今当“村官”的大学生,日后在户口、就业、考研等方面有诸多优惠,下到村里不
过是自己晋升的一个跳板,说到底还是外人,早晚要走。你很难指望村民信任他们。
所以,与其鼓励大学生当村官,不如落实村一级自治,保证村民的权利,让他们自
己看护自己的利益。大学生下去,最好是担任村内选举的监察员和仲裁人,不能参
与基层政权的行使。换句话说,村民自治,是政府把官僚机构从基层社会撤出,让
基层社会自我管理,由此强化社会秩序,节省行政费用,提高行政效率。如果象派
工作组一样往村里安插“干部”式的人物,等于官僚机构在基层社会扩张,而不是
从基层社会退出。这和村治的要义,可谓本末倒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