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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震(二)
大震过后的十天,一直忙于震后的善后工作,现在天气也逐日转暖,春小麦也茁壮地长起来了,大地回春,呈现出一派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景象。这时应该是人们心情最好的时候,然而对于广大的北方农民来说,由于粮食的贫瘠,饥饿也正在悄悄地逼近。
这时的四清工作队,虽然变成了抗震工作队,所以抗震救灾、生产自救是重中之重,这天公社的工作队总部,召开全体工作队队员会议,在公社新建的学校里,因为是新建的学校,学生还未招生,建在一个小山包上,连围墙还没有围起来,房子虽然是平房,却也很结实,而且有一间大教室,50多名工作队队员,可以在一间大教室里开会。为了预防地震,在教室里的所有门窗,都是大开的,为了便于撤离,把课桌堆在没有门窗的一面,大家只是坐凳子。到了开会的下午,我看到了同班的十几个同学,大家一见面亲热得不行,就好像是几年没见的老朋友,说个没完,开会时我们还坐在了一起。
会才开到一半,忽然门窗开始抖动起来,这扑、扑的抖动声音,大家马上便意识到,不是余震便是大震的前兆,于是大家便慌不择路地往外逃,我一看觉得不对头,一个箭步窜到窗口前,用手一撑,一个蹲腾跃跳了出去,我回头一看,从窗口跳出来的全是我们的同学,有一个最夸张的,是练体操的同学,居然是一个鱼跃前空翻,便窜了出来,这个动作只有电影里才有的,可我早在66年就看到了。正不愧是体院的学生,等到我们同学都出来了,其他人才陆续出来。每次小震十几秒后,大震便接踵而至,最后的二个,居然是爬出来的,我当时还有点看不起他们,太尿了。接下来的大震持续了一、二分钟,这次我真真切切地看到了,地震壮烈而宏伟的景象,在地震中看到房子裂开了,裂缝有一尺多宽,已经透亮了,只是没倒。远处的大地像清晨的湖水冒出了水雾,忽然从远处的村庄里,像扔炸弹一样,冒出了一股股黄烟,直冲云霄,到了上面便成了一朵蘑菇,有一股最大的,一个工作队员指着那个地方说;“这儿是砖瓦窑塌了。”太壮观了。我忽然看见近处路边的一头牛,像喝醉了酒,歪歪咧咧地倒下了,啊呀!连四条腿的牛都站不稳,我再一看大家,全都弓腰撒胯弯着腿,好像在打排球,我这才明白,为什么最后的二个人,是爬出来的,那是站不住了。等到地震结束,我看那个裂开的房子,也不透亮了,于是走过去仔细看,用手一摸,裂缝不到一公分。这时工作队长说话了,会议结束,马上下去查看灾情。
没几天上面的救灾物品下来了,除了吃的以外,大家最关心的是救济粮,我们这儿虽然是比较富裕,但粮食还是很紧张的,我们工作队的在老乡家吃派饭,吃的总是有的,但大米是没有的,面粉也没有,小春的麦子还没收,连苞谷面几天也吃不上一回,每顿吃的是地瓜面做的饼子,是红薯切成片,晒干后磨成粉,吃的时候做成饼子,像咖啡色的塑料,一开始还觉得挺好吃,甜咪咪的,可是二天一过,粘牙、弹嘴、燥心不经饿,一泡尿就饿了,一到晚上前心贴后心,饿得不行,可是没地方找吃的,只有干挺。这时吃到口棒子面的窝窝头,太好吃了,这次的救灾粮食是棒子面,所以大家别说有多高兴,在分配的时候,人口多的和倒房子的多一点。我在花名册上看到,有一户是个单身汉,但他所分的粮食却是2个人,我觉得挺奇怪,问为什么?队长告诉我,他们家有黑户口,不信我们去瞧瞧,于是我们就去了这家。
这家姓Z,一进门就看见一个30岁不到的妇女,怀里抱着个奶娃娃,正在煮猪食做家务,见队长来了,像见老熟人问;“队长你干吗来了?”队长说;“我和工作队来找老Z,他现在上哪儿去了?”那个女子说;“给队里送肥去了。”队长问;“是自家的吗?”女子答;“是的。”“去多会儿了。”“这趟快回来了。”队长又问你的姓名,来了多长时间了,这孩子都大了……明显是问给我听的,但这个女子象躲避我,却一句话也不说,正说着院子的门一响,进来一个40多岁的中年汉子,赤着脚担着粪挑子进来了。队长一看便叫;“老Z过来,工作队有话要问。”老Z把粪挑子放下,二只手在自己衣服上擦了擦,便走了过来。我单刀直入地问;“你在队里的花名册上只有你一个人,她是哪儿来的?”老Z说;“她是来走亲戚的。”他开始回避我的问话,这时队长接过话说;“现在工作队问你情况,你必须实说,因为牵扯到口粮的分配。”他一听是吃的问题,也只好撕下了面子,一五一十地说了起来。
“她姓W是衡水人,她的男人在衡水,因为她们老家地是盐碱地,庄稼收成不好,每年的口粮都不够吃,实在饿得受不了,又不想让家里人饿死,只有跑出去要饭,她就每年冬天就跑到我们这儿,等到了麦子下来有吃的了,便又回老家去。”我又问;“那她有了你的孩子怎么办?”老Z说;“她男人是知道的,如果有了我的孩子,第二年的冬天,她会把孩子给我送来。”他指了指她怀里的奶娃娃说;“这孩子是我的,日子不错。”虽然这只是一场平静对话,但我的心仿佛又发生了一次地震,看见她抱着娃娃,躲在灶边的哭泣,我不由得想到,如果这女子是自己的母亲、老婆、姐妹……不知怎么我的鼻子也一酸,一个女人为了生存,来到这个并不富庶的地方,只能用红薯填饱肚子,跟一个比她大一辈的男人生活,一个女人最起码的羞耻,都丢在了脑后,只是为了活着。这时我为了掩饰自己的失态,二话没说,起身就走。队长也蒙了,跟着我追了出来,忙着问我;“你看救灾粮怎么分?”我定了下神说;“孩子是老Z的,他就应该是2个人吧。”队长又说;“孩子太小只能算半个,那半个算那女的,总共2人。”我说;“你们看着办吧,总不能饿死人。”此事对于我们来讲,肯定是重婚罪,但当地的民众却是同情和谅解,这就是现实。
这次心灵的地震,让我明白了,什么礼仪廉耻,仁义道德,在生存问题上都是那么的苍白无力,那郁结在我心头的石块,沉重地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只想仰天长啸。这心灵的余震一直在心头震荡,直到现在。所以后来说到“人权”问题,我们国家提出,解决人权问题,首先要解决生存权问题,我是举双手赞成,人们为了活着,有什么不能干的,你有什么理由去指责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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