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来想去，依秉性，我还是适合生在民国。虽然民国时期饥荒频频，还有由战争所致的恐慌和逃亡，加之政治唯权的威逼利诱，于是才有心向自由，才呼唤民主与和平。这些促够令一颗勇敢的心获得精神的信仰并为之献身。我终于明白自己为什么特别迷恋《红岩》中江姐的形象了，也解读出了何以为什么一直喜欢江姐以及那袭普兰色旗袍与红围巾的混搭---它代表的是某种象征，某种牺牲者的象征。我把自己想象成群情激奋的某一个，特别当我把自己想象成是哪家报刊的记者或者教师时，兰旗袍与红围巾的混搭就会被我虚拟到自己身上。我也许是梳着齐耳短发的学生，抑或是抗日时期国军的谍报人员......也许我会死在日寇的枪口下，也许我完成任务之后去了延安。得，到这问题又来了，如果作为国军的谍报人员，投奔延安岂不意味着“变节”？偶确实也考虑过到底投奔延安抑或重庆？这个问题着实难了我好一阵。也许，作为谍报人员最好的结果是牺牲。牺牲就是死，就是永远的安宁，永远无需再去面对。当然，最终我还是选择了延安，因为延安的氛围独属于热血青年。令我作出这样的选择不能说与早年的教育宣传不无关系，但关键是我认为这种选择正确。

    由选择延安或者重庆，进而想到古希腊德尔斐神廟金顶上镌刻的“认识你自己”。我只是试图借以佐证自己每一次选择正确。而从某种意义上说，甘于牺牲者似乎更趋同于唯物主义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的学说：人生的目的是追求快乐和幸福。德谟克利特所指的快乐和幸福主要是指精神上，他认为精神上的快乐才是宁静、愉快和持久的快乐。所以，我认为关于自己适合生在哪个朝代这个问题上，我选择民国是最正确的。因为只要是为了信仰去战斗甚至牺牲，同样也是快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