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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泥：什么是“世界一流”
(2006-01-19 17:28:44)什么是“世界一流”
作者：蒋泥 文汇读书周报2005-3-9
2004年12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著名学者丁学良先生的《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我算是真正得到领教了。
在书中，丁先生主要介绍了美国的那些个顶尖级的大学，都是怎么运营的，它的发展流程，理念变迁，大学宪章制度，董事会组成，人员进出规则，教材选取标准，财源募集所需遵循的原则等，无一不叙及。甚至还谈到了怎么办学术刊物、出版社，实现匿名审稿制，以最大可能地杜绝腐败等，给我相当大的启发。这都是“宏观”意义上的办学的硬招数。在此之前，我只“微观地”体验过丁先生的母校哈佛大学的经理学院，是如何具体地传授MBA课程的，通过一本叫做《哈佛经理学院亲历记》的北京三联版图书。
回来比照一下中国大陆的情形，我感觉真是没得说。
例如，丁先生一再强调，西方发达国家，具体地说也就是美国，它最重要的一个共通的、办大学的思想理念是：惟有出色的教师，才能吸引来出色的学生和大量的资源。为此，各学校不惜血本挖人，并在如何进人、如何留人、如何走人之上，有一揽子的“死”规矩。
可惜，我们的国情却是，即使特别知名的人士，都很难说得清某大学某学科有哪些出色教师。它没有美国式的学术评判规则，也不透明、公开、公正。许多人名声在外，但不少与实绩很不一致。多数情况下，其权力、地位意义上的闻名，大于学术、传授意义上的闻名。再差劲的人，再差劲的教材，也都还是有人在争着、抢着报考或学习，形不成“竞争”，有“竞争”也不可能“公平”。
而高考、研考的“棍子”抽打着，更不容学生有多少自由、自主选择的余地。考大学前，学生们更不会对大学有什么全面、深入的了解，全社会也没有一个较为成熟的、针对学校与教师水平的评判机制，结果大抵是瞎猫逮耗子，大家伙儿一齐安于“瞎碰”、“瞎摸”与“瞎撞”的状态，一再地缴“学费”，缴再多的“学费”，都心安理得。
根据我有限的经验理解，一般来说，中国的大学是人为地划分着“阶级”的。“全国重点”者最好，师资、财力、体制等，依靠单一的投资渠道——纳税人上缴形成的“国家财政”——和“行政”政策倾斜，“吸引”去最聪明的学子。其次是省重点、地方重点。
那些心比天高、命如纸薄的人，假如考场上稍有“失足”，发挥不尽理想，就只能念个特别一般的大学，甚至是最低挡次的大学了。即便如此，他们多半也抱了如愿的心态，终于解脱的心态，觉得有个书念着就好。于是能上重点的，决不上普通，能读本一的，绝不读本二，能念本科的，绝不念专科，学校好坏尚在其次，教师如何，更得听天由命。
因此，国外的那些标准，可以用作参照，从中找见差距，但我们的学生基数太大，相对言大学又太少，投资的途径、办学的模式也过于计划性、单一化，充分“竞争”着的惟有学生，学校和教师则是“大爷”级的，守株待兔的。学校里搞着各种行政事务，主理进口、出口，包办吃喝拉撒的，更是“大爷”的“大爷”，他们的地位是很难撼动的。
至于教师如何敷衍，学生如何“作弊”，教材又编写得何等之差劣，那已是天下皆知的“秘密”了。
这么看的话，中国大陆的所有大学，模仿丁学良先生现在执教的香港科技大学，照搬一下美国，不就结了？
香港科大创校仅十来年，就一跃成为全亚洲最出色的大学之一，在权威的世界大学排名榜上，超过具有百年之久的北大、清华，即使它没有后者那样的历史资源、名牌效应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庞大的校友网络等，而其成功的经验只有一条，那就是基本上照搬了排名在全美第25-50名之间的、两所优秀的州立大学的体制，一个是UC Davis（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一个是University of Maryland at College Park，马里兰大学（84页）。20世纪上半叶，老北大、清华等名校，从创办到崛起到人才辈出、大师辈出，也只用了一二十、二三十年的时间，是因为它们同样直接套用了德国、英美等西方主流国家的大学体系，自始至终都与国际主流社会的办学思路一致，并拥有相当大的独立性、自由度。可见，“制度”搬过来了，其他枝节上的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反面的例子则是，1949年以后，蔡元培、梅贻琦、胡适治下的老北大、清华的办学路数，在中国大陆被迫打断，它效仿的是苏联，实现计划控制与改造，垄断一切资源，违背市场规律和要求，才引申出一系列的问题、危机，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远。
大学的差距，是一定会带来全社会的差距的。正像丁学良先生所说的，一个国家的实力不仅包括它的“硬的力量”(hard power)，还包括“软的力量”(soft power)；进入21世纪后，“软的力量”则显得越发重要了。而大学，恰恰正是后者的发源地——惟有在政治、法律、文化、经济等领域，不断诞生新知识、新观念、新方法以及新的组织形式、制度结构，才能有全社会真正意义上的发展、进步。一个中等规模以上的国家，如果没有这样的大学作为它的“发源地”，那就只能做“大脑国家”的“手脚”，在国际分工中充当“小配角”（31页）了。
这是一个警示，也是一大希望。关键在于今天的我们，如何为我们的未来进行选择。
在书中，丁先生主要介绍了美国的那些个顶尖级的大学，都是怎么运营的，它的发展流程，理念变迁，大学宪章制度，董事会组成，人员进出规则，教材选取标准，财源募集所需遵循的原则等，无一不叙及。甚至还谈到了怎么办学术刊物、出版社，实现匿名审稿制，以最大可能地杜绝腐败等，给我相当大的启发。这都是“宏观”意义上的办学的硬招数。在此之前，我只“微观地”体验过丁先生的母校哈佛大学的经理学院，是如何具体地传授MBA课程的，通过一本叫做《哈佛经理学院亲历记》的北京三联版图书。
回来比照一下中国大陆的情形，我感觉真是没得说。
例如，丁先生一再强调，西方发达国家，具体地说也就是美国，它最重要的一个共通的、办大学的思想理念是：惟有出色的教师，才能吸引来出色的学生和大量的资源。为此，各学校不惜血本挖人，并在如何进人、如何留人、如何走人之上，有一揽子的“死”规矩。
可惜，我们的国情却是，即使特别知名的人士，都很难说得清某大学某学科有哪些出色教师。它没有美国式的学术评判规则，也不透明、公开、公正。许多人名声在外，但不少与实绩很不一致。多数情况下，其权力、地位意义上的闻名，大于学术、传授意义上的闻名。再差劲的人，再差劲的教材，也都还是有人在争着、抢着报考或学习，形不成“竞争”，有“竞争”也不可能“公平”。
而高考、研考的“棍子”抽打着，更不容学生有多少自由、自主选择的余地。考大学前，学生们更不会对大学有什么全面、深入的了解，全社会也没有一个较为成熟的、针对学校与教师水平的评判机制，结果大抵是瞎猫逮耗子，大家伙儿一齐安于“瞎碰”、“瞎摸”与“瞎撞”的状态，一再地缴“学费”，缴再多的“学费”，都心安理得。
根据我有限的经验理解，一般来说，中国的大学是人为地划分着“阶级”的。“全国重点”者最好，师资、财力、体制等，依靠单一的投资渠道——纳税人上缴形成的“国家财政”——和“行政”政策倾斜，“吸引”去最聪明的学子。其次是省重点、地方重点。
那些心比天高、命如纸薄的人，假如考场上稍有“失足”，发挥不尽理想，就只能念个特别一般的大学，甚至是最低挡次的大学了。即便如此，他们多半也抱了如愿的心态，终于解脱的心态，觉得有个书念着就好。于是能上重点的，决不上普通，能读本一的，绝不读本二，能念本科的，绝不念专科，学校好坏尚在其次，教师如何，更得听天由命。
因此，国外的那些标准，可以用作参照，从中找见差距，但我们的学生基数太大，相对言大学又太少，投资的途径、办学的模式也过于计划性、单一化，充分“竞争”着的惟有学生，学校和教师则是“大爷”级的，守株待兔的。学校里搞着各种行政事务，主理进口、出口，包办吃喝拉撒的，更是“大爷”的“大爷”，他们的地位是很难撼动的。
至于教师如何敷衍，学生如何“作弊”，教材又编写得何等之差劣，那已是天下皆知的“秘密”了。
这么看的话，中国大陆的所有大学，模仿丁学良先生现在执教的香港科技大学，照搬一下美国，不就结了？
香港科大创校仅十来年，就一跃成为全亚洲最出色的大学之一，在权威的世界大学排名榜上，超过具有百年之久的北大、清华，即使它没有后者那样的历史资源、名牌效应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庞大的校友网络等，而其成功的经验只有一条，那就是基本上照搬了排名在全美第25-50名之间的、两所优秀的州立大学的体制，一个是UC Davis（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一个是University of Maryland at College Park，马里兰大学（84页）。20世纪上半叶，老北大、清华等名校，从创办到崛起到人才辈出、大师辈出，也只用了一二十、二三十年的时间，是因为它们同样直接套用了德国、英美等西方主流国家的大学体系，自始至终都与国际主流社会的办学思路一致，并拥有相当大的独立性、自由度。可见，“制度”搬过来了，其他枝节上的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反面的例子则是，1949年以后，蔡元培、梅贻琦、胡适治下的老北大、清华的办学路数，在中国大陆被迫打断，它效仿的是苏联，实现计划控制与改造，垄断一切资源，违背市场规律和要求，才引申出一系列的问题、危机，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远。
大学的差距，是一定会带来全社会的差距的。正像丁学良先生所说的，一个国家的实力不仅包括它的“硬的力量”(hard power)，还包括“软的力量”(soft power)；进入21世纪后，“软的力量”则显得越发重要了。而大学，恰恰正是后者的发源地——惟有在政治、法律、文化、经济等领域，不断诞生新知识、新观念、新方法以及新的组织形式、制度结构，才能有全社会真正意义上的发展、进步。一个中等规模以上的国家，如果没有这样的大学作为它的“发源地”，那就只能做“大脑国家”的“手脚”，在国际分工中充当“小配角”（31页）了。
这是一个警示，也是一大希望。关键在于今天的我们，如何为我们的未来进行选择。
丁学良：《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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