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 城乡结合部 2012-4-2摄）

              关于“边缘”与“边缘人”——某访谈对话录

    来自陇南乡村的张筱，在兰州已“漂荡”了十多年，现在兰州玛雅广告公司供职，有固定的工作、收入也还不错。他说与其他同年代、经历与他相似的一些农民工相比，他还算是幸运的。他曾在一本书中说过这样的话：“真实地生活，朴素地生存，安静地写作。这于我的生存境遇（双重边缘人）而言，是个体生命最适合的存在方式。”他这里的“双重边缘人”一是指地理上的“边缘”，另外也指生存环境及社会阶级层次上的“边缘”。做为一位抛离黄土地多年的“农民”，他的历阅虽不精彩，但不可谓不丰富：在最基层乡镇工作过、也在乡镇企业供过职，最终他的落脚点选在了省城。用他的话说，离开乡村是因为生活所迫。他说最终他还是要回去的，他融入不到这个城市，他的根不在这个城市。虽然张筱工作是在写字楼里、生活在省城，但他的心依然是乡土的。

作家张筱已是人到中年，他从不以农民身份为耻，也不用农民的身份炒作。他在和记者在关于乡土与漂泊的对话中，他们淡到了城乡二元体制结构背景下乡村的无奈。张筱还谈到了《一个村庄里的中国》那本书，说书中剖析的土地规属权问题，才真正是农村贫穷落后的原因。而谓“失地农民”，根本就是一个概念上的错误，农民从来就没有真正地拥有过自已的土地，如何失去？“只有真正在农村生活的人，才深知农民的艰难。而农民是没有自已的话语权的，比如现在一些乡村在推广某项特色种植产业或进行某项农技推广时，必然要规划连片种植，但规划进去的部分农户又不愿这样搞，最后的结果是通过行政命令，硬性搞、一刀切。农民都称这样的‘推广’为‘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在农村，特别是偏远山村，十年后的今天，和十年前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出了几名大学生，也许这些大学生中个别人的命运得到了改变，但乡村贫困的窘境没改变。

张筱坦言，最初到城市谋生的愿望很简单，就是为了赚钱，供养孩子完成学业。这个愿望，不是个案，很有代表性。谈到就业问题时，张筱说农村的学生自考上大学那一天起，就注定了回不到故乡，因为这名学生的户籍从这一天起已由“农业人口”转入“非农业人口”。许多毕业后又找不到合适工作的出生在农村的青年，由于户籍的变动、已及生活习惯的改变，很难再回到农村。如果说进城打工的农民是“盲流”的话，那么这些人，已形成了城市新的“盲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