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戎国强/

昨天，北京青年报的官方公众号“北青深一度”发了一篇深度报道：《一个武汉红十字会志愿者的自述》。

这位志愿者（报道中化名汪慧）讲述的都是她自己在红十字会工作时的经历和所见所闻，“自述”这种形式本身就自带亲历性，可视性、真实性；氛围的真实，感受的真实，细节的真实。

这些感受综合起来，最终你会产生一种无奈感：红十字会怎么这样了？有办法改变吗？疫情这么严重，他们怎么还是这样呢？

那么，他们怎样了呢？

简单地说，武汉（也许不止武汉）红十字会官僚化，十分严重。官僚化，在员工身上能看到，在一项具体工作上能看到，在一个微小的细节上能看到。

这位志愿者说，有的捐赠者想快一点，想直接把所捐物品送到医院，然后由医院给红十字会出具一个证明，证明这次捐赠行为的真实性，最后红十字会凭医院证明认可这次捐赠。志愿者也觉得这样好，但是他们没有决定权。他们得听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指挥。

这个建议有多方面的好处：省略了物资在红十字会中转这一环节，节省了搬运费，仓储费；最大的好处是节省了时间，这其实是为救治病人争取到更多的时间！志愿者也觉得这样好，但是他们没有决定权——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不同意，不肯改变原先的规定流程，非要人家把捐赠物品先送到红十字会仓库来。而这样做的结果大家已经知道了：积压，送不出去。明明知道分送能力不足，还是要这样做。

这不是在平时，而是在争分夺秒救治病人的时候，他们居然还能那冷静、稳重如常。不是官僚病深入骨髓，还能是什么？

这名工作人员不愿意作出改变的理由是“要背责任”；就是说，坚持老规定办事，延误救治，反而不用怕担责！

志愿者的人数分配（分工）也叫人难以理解。汪慧说，红十字会分派给志愿者的工作是三块：电话接听，物资搬运、仓库管理，还有一些零散的，如后勤保障。“电话接听组人最多，大概有一百人左右，仓库管理和物资搬运这块我知道的大概有三四十人。”

电话接听是用来接受捐赠的，需要一百多人接听，说明社会捐赠热情高，捐赠量大，那么物资搬运和仓库管理的任务应该更繁重，但是这两块安排的志愿者人数反而远远少于电话接听员，人数安排与实际需求颠倒过来了，这不是人为造成物资积压？这让人怀疑红十字会的实际心理是：捐赠物资多多益善，能不能及时分发，就管不了那么多了。难怪外界觉得红十字会很像貔貅，只吃不吐。

汪慧说，志愿者一开始热情很高，很积极主动，提出了公开账目、简化手续等改进工作的建议，但是，红十字会的反应很消极，意见建议提上去根本没有反馈，甚至工作人员有没有反映给上级领导都不一定。有些志愿者意见提多了，被工作人员踢出了群。慢慢地，很多志愿者都觉得自己的工作“不值”。

有人在网上晒出武汉红十字会的工资表，人均工资比大多事业单位的工资水平高出一大截。他们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效率，与薪资水平也是倒挂的。

湖北红十字会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把物资积压，分发迟缓，归结为人手不够，看不到对自身的官僚病有所认识，根本没有反思、检讨的诚意。这表明，官僚病体现在基层，病根在领导层，在运行机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