戎国强/

澎湃新闻27日的一则报道证实：稍早前网上流传的信息属实。此前，部分自武汉返乡的人员在网上抱怨，他们的个人信息被泄露到网上并流传开来，这些信息十分齐全，包括个人姓名、身份证号码、住址、手机号、车牌号，甚至车票与航班信息等。

一些返乡人员是被陌生人通过电话、添加微信好友等方式骚扰、谩骂后才知道自己的信息被泄露了。一些地方的返乡人员的个人信息，还被制成了表格，这些表格被拍下来传到网上。

一般来说，只有政府部门能够合法地把这么多人员的各种信息都搜集齐全，并按照居住区域编制成表格，据以实行管控。

返乡人员个人信息被公开，很快引起了争议。一些返乡人员说，从武汉返乡后，自己很自觉地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呆在家里，哪里也没有去。个人信息被泄露，他们好像被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一些人看他们如同瘟神，这让他们感到不被信任，感到很委屈。他们说，防控疫情，也不能不顾及他们的个人隐私。他们希望个人权利得到尊重和保护。

相反的意见认为，现在是非常时期，个人权利应该服从大局，返乡人员不应该这么计较。一些人认为，公开返乡人员的个人信息，可以让大家监督返乡人员，有利于疫情防控。

说到监督，有一个时期，比较强调官员或公权力部门接受群众监督；现在不怎么提了，甚至无形中舆论转向了，监督公权力部门的行为被视为是负面行为，主张监督公权力的人，其社会形象也不是正面形象。在疫情防控的背景下，普通公民监督普通公民，就自然而然、顺理成章地实行起来了。

同样是普通公民，让一分人监督、防控另一部分人，是一种治理方法。相比于监督官员，监督公权力，监督普通公民要容易得多，监督者所冒的风险要低得多。但是，就整个社会而言，这种普通公民对普通公民的监督，社会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因为这是社会治理的倒退。

衡量一种社会治理方法的成败得失，唯一的标准，是看它增强还是削弱了社会的和谐。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社会和谐的基石，是个人权利。个人权利是否得到尊重保护，决定了社会是否和谐与稳定。个人信息被泄露，泄露了也不追责，没有人为此负责，进而引起人群被撕裂，形成对立：一部分人成为权力的工具，一部分人成为权力要防范的人，这样的结果是治理的初衷吗？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吗？

疫情防控的最终目标，不是保护公民个人的健康和生命吗？如果没有个人权益，所谓社会的稳定，不就变成一个被抽空的、没有实际内容的虚言？公权力的合法性，如果不是自它对公民权益的敬畏与保护，还能来自哪里？如果公权力在实际运行中发生了无视甚至侵害个人权利的现象，只能说明公权力出现了结构性问题。

中国社会一直没有透彻认识的问题之一，就是“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这其实是一个伪问题。当个人与集体、局部与整体发生冲突时，几乎都是强调集体的整体的利益，牺牲局部的个人的利益。这一价值观的正确与否，仅仅在抽象的层面上争论，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在社会实践中，比较容易看到这种价值观的实际结果。从比较宏观的尺度来说，在提倡“个人服从集体”的时代，不但个人牺牲太大，而且个人的牺牲并没有为国家、集体的发展带来应有的或期许中的效应，最终回馈个人；相反的，是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迟滞。

如果从具体的个案来看，就以当前疫情防控为例来分析，我们是否需要以牺牲返乡人员个人权益、造成人群对立为代价来防控疫情？如果把这些个人信息表格的发放范围控制在社区干部范围，并使用现代通信手段，如发送短信，或把返乡人员组成微信群，除此之外，不再把返乡人员个人信息传播到更大范围，就已经能够基本满足完成疫情防控的需要了。而且这些工作并不需要耗费多少社会资源，只要各级各部门在组织落实时把工作做得细致一点，周到一点。关键之处不再于要不要花钱，关键在于意识——有没有尊重个人权益的意识，是不是在实际工作中贯彻了保护个人权益是第一位的这个理念。有了这个理念，在需要动用公共财政资源时，才有可能做到：一、舍得花钱，二、花得公平、科学、合理。

财政资源来自各种税收，还有各种捐献的积累，这些本来就是普通民众的贡献，就是他们平时所作的“牺牲”，这些“牺牲”由全体国民共享，“牺牲”才有价值，才有必要。泄露公民个人信息，让群众防控群众，是一种懒政。懒政的实质，就是财政所供养的行政机器的失职，失效，其功能、角色发生了病变，本来应是谦恭的公仆，现在却成了颐指气使的主人。

在当下疫情严重的非常时期，个人信息被泄露，于是个人权利、个人尊严被人为地与公共安全对立了起来，进而造成了人群的撕裂。网上争议言辞之激烈甚至尖刻，充分表露出两个人群之间的敌对情绪，几近有你无我、你死我活。争论的跟帖中，有人打比方说，100个人里面，为了保护51人，另外49个人就应该作出牺牲。这里的“牺牲”，没有具体明确说牺牲生命，但是，从疫情防控这个具体语境来理解，“牺牲生命”的意思完全可以代入。这种理解，也符合一个时期以来的一种思潮。在一次次争议中，在具体内容不同的观点背后，都有“政治正确”的外衣包裹下反人道、反人性的立场；有这种思潮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事情，经过一次次争议，这种思潮在舆论场上渐渐占了上风，取得几近主流的地位，至少持这种观点的人自认为是社会主流。

这种情况，其实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相当一个时期以来，由一些公共事件引起的争议，往往表现出难以弥和的、根本的和原则意义上的撕裂与对立。返乡人员个人信息被泄露，不过是又多了一个案例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