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杭州实验外语小学校长张敏对语文课本中的《爱迪生救妈妈》一文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假语文”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张校长是在随堂听课时发现这篇“假课文”的。多年前，郭初阳等业内人士已经指出《爱迪生救妈妈》等课文内容失实，但是，教材编写者（人民教育出版社）及其课文选用者至今没有对此作出回应，假课文还在教育着众多下一代。教育界内外也有一些人士认为“假语文”不值得大惊小怪，更有一些人认为，只要动机是好的，课文有编造应该允许。

据专业人士称，爱迪生出生于1847年，他7岁那年是1854年，而世界上第一例阑尾炎手术是1886年，也就是说，爱迪生小时候，还没有阑尾手术，因此爱迪生不可能为了让妈妈能够接受阑尾手术而想出用镜子“借光”的办法来。这是医学科学史的常识，也是客观事实。但是，这却是一个“恶”的事实，因为这个事实否定了课文编写者的“好的动机”。如果我们发明出更多“好的动机”来，会发现更多“恶”的事实，这样，这个世界岂不是充满了对人类的恶意？对人们或人类的生存而言，是某些人的“好的动机”更重要，还是接受世界的真实性并与之友好相处更重要？

《爱迪生救妈妈》的中心思想是启发、鼓励孩子开动脑筋、克服困难——为了这个“好的动机”，所以不惜编造出当时还未出现的阑尾手术来。按照这个逻辑，任何造假行为，都不难为其找到“好的动机”，连制贩假药都能给其安上“发展经济”的好动机，而事实上，当年假冒伪劣极度泛滥时，不少制假贩假行为受地方保护主义的庇护，不就是制假者能够为当地贡献GDP吗？所谓“动机”是一个主观的、抽象的事物，没有客观标准，动机好不好，全凭一张嘴；尤其是有权力的嘴，可以根据需要，强行宣布动机的好与坏。而真和假，衡量的有标准是客观的，因此判断的标准是公开、透明的，在信息公开的前提下，是非真假众人可以自由评说，少数人强词夺理很难服众。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些人坚持以动机为评判标准而不是以真假为评判标准的原因？

“真善美”至今是人们评判事物的标准，是一个公认的标准，至今没有人公开否定这个标准。为什么是“真善美”而不是“善真美”或“善美真”？因为“真”是“善”和“美”的前提，只有真的事物才有可能是善的和美的，假的东西一定是不善和不美的。丢弃了“真”的标准，必然在主观上导致是非评判标准的混乱，在现实中导致假恶丑盛行。若干年来许多社会丑恶现象难以遏制，跟价值观的混乱、是非曲评判标准的颠倒有很大关系。允许假课文的存在，实际是对“真善美”价值观的挑战。

有人则认为，既然童话、寓言、故事可以虚构，《爱迪生救妈妈》的虚构为什么是“造假”？提这样的问题，是不懂文体之别。童话、寓言、故事是文学作品，虚构是“合法“的，没有虚构就没有童话寓言。寓言里猫狗会说话，从来没有人说这不真实，因为人们已经达成默契：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真实性。爱迪生是真实人物，《爱迪生救妈妈》一文纪实性很强，而非文学作品，所以不能编造不曾发生也不可能发生的事实。文学作品如果取材于真实人物或真实事件，为了强化其文学性，作者还会尽量过滤掉人物或事件的某些原生细节。纪实类写作与文学创作所遵循的写作方法是有明显区别的。一些人不分文体，将不同文体相提并论，这反映了一种并不值得提倡的倾向和作风：明明是在讨论专业性的话题，却不尊重专业知识，不尊重常识，不区分事物的不同性质。鲁迅认为这是一种要不得的国民性：不认真。可以与之相映证的是，“顶真”在大多数人口中，是一个贬义词。

为了“好的动机”而罔顾事实真相的行为，在历史上有过许多惨痛教训。也许是因为这个教训更多的是有坚持真实性的人来承担而不是由造假者来承担，甚至一些人还能够从课文造假中获益，这种行为才会绵延不断，流行至今？不然很难理解：课文造假被揭露出来已经多年，为什么有关部门至今置若罔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