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0日晚，俞敏洪发了这么一条微博：“据说，九月三日因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年纪念，全中国放假调休三天，日本国内的各大商家总动员，做好了迎接大批中国游客来日本度假和爆买日货的准备。我对现在的日本不反感，大部分现在的日本人对中国人也还好，买日本货也没问题。但这一次是抗日战争纪念，我觉得这三天还是不要去日本买东西了吧。”

俞洪敏的意思是，“这三天”的主题是纪念抗战胜利，这个时候去日本买东西，即使不是跟这个主题对着干，至少也是不符合这个主题的。说得再现实一点，日本当年侵略我们中国，现在我们庆祝抗战胜利，这时候买日货，不是让日本人得了便宜吗？

其实，换一种说法，或者换一种逻辑，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越是“庆祝抗战胜利”，越是要“去日本买东西”！当年小日本之所以不把中国放在眼里，中国为抗战付出的牺牲太惨重，是因为中国国力太弱，现在完全不同了，中国人不但不受日本欺负，还可以到你们日本旅游，享用你的产品，这是一件多么自豪的事情啊，为什么这三天不去日本买东西？大家都去，多多的买，让日本人知道中国人多有钱，这多牛啊！俞洪敏若是这样想，他可能不发这条微博了，或者发一条完全相反的微博也说不定。

当然，这是故意跟俞敏洪抬杠，是想说，完全不必把“去日本买东西”跟“纪念抗战胜利”这么捆绑起来；无论是“对立式”捆绑还是“和谐式捆绑”，都太牵强，太小气，太事儿妈。这件事，还是个人按个人的理解办来得好。有人觉得这三天去日本买东西跟庆祝抗战胜利有矛盾，你不去日本购物就是了；如果觉得两件事不矛盾，或者两件事之间没关系，想去日本旅游购物就尽管去。前者也不必后者指责不爱国。

去日本买东西的与不去日本的，一个个单独挑出来全面比较，谁爱国谁不爱国，或者谁比谁更爱国，还不一定呢。

“买日货”这件事情里面，有一个现象，一直不明白。2012年，在很多城市，很多人上街游行，喊“抵制日货”的口号，包括要求人们不去日本旅游，一些日本品牌的小汽车被砸，弄得一些人不敢买日系车了。才过了一两年，潮流完全反过来了，中国人一窝蜂去日本“扫货”，把日本商店里的电饭煲买空了，补货都来不及；电饭煲之后是马桶盖，都成了热点新闻、热点话题。这时候，“抵制日货”的口号一句都听不见了；一两年前喊“抵制日货”的人都到哪里去了？他们加入“扫货”人群了吗？

看热闹不怕事情大。大家都“抵制日货”时，如果谁说“我就买日货”，我觉得这个人有种！大家抢着买日本马桶盖时，如果谁说用日本马桶盖拉不出屎，这种人才叫人佩服。“抵制日货”时一窝蜂，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到底为何而起，又为何而散？恐怕抵制者自己也说不出。

做一件事情，如果有清晰的理念，持久不变的目标，就会坚持下去，即便失败，也不后悔。这样的人，或者说由这样的人组成的群体才能成事。一哄而起的事情，往往容易一哄而散；一哄而散的事情，往往事先没有清晰的目标，没有成熟的考虑，一句话，就是“不认真”，对自己所做的事情“不认真”，就是对自己“不认真”。为什么这里的“不认真”要加引号来强调？鲁迅对自己同胞的“不认真”有深入的观察，是比较了中国人和日本人做事的习惯后所得到的沉痛的结论；“不认真”是鲁迅对国民性的一种观察和概括。

也许，对“抵制日货”不值得这么认真，说不定一两年前一些人不过是喊喊“抵制”口号而已，并不当真。严肃的事情当口号喊，喊过就等于做过，喊过就忘---这就是当前仍然流行于官场与民间的、生命力很强的“不认真”。

“三天不去日本买东西”，认真度也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