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段话，是说鲁迅和胡适的区别的，一直在网上流传，可见赞同、欣赏的人不少。下面是网上复制下来的原文，未做任何改动（主要指“丛法社会”一词）：

   “鲁迅只找人性的毛病，从不找制度的毛病。胡适只找制度的毛病，从不找人性的毛病。这就是区别。换哪国是丛法社会，人性也会被带坏的；换哪国是平等社会，人性也会带好的，这个胡适比鲁迅明白，中国的问题其实是制度的问题，鲁迅偏要找人性的问题，这就是鲁迅的问题。”

    中国的制度是有问题的；这一点，作者说得很明白。那么，中国有没有人性的问题？仔细分析起来，作者认为也是有问题的。好的制度会“带好”人性，坏的制度会带坏人性；既然中国的制度有问题，人性也好不到哪里去；要想带好人性，中国就有解决制度问题的必要——这应该符合作者的原意吧？

   接下来就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了。这一点作者也是明确的：先解决制度问题，不用去找人性的问题；制度问题解决了，人性自然被带好了。如果真能做到，当然是极好的。如果作者来主持改变制度这项工作,可能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

    我们先假定有一个现成的、没有任何缺陷的、为我们中国量身打造的好制度——有这样好的条件，是不是中国的制度问题就能很顺利地解决？人性就带好了？

    主持人首先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你认为是好制度，而别人认为是坏制度，你怎么办？你说要拿来实行，别人说我们不要这个制度，你又怎么办？意见不一样，是因为人性不一样。人性有问题，“好制度”必然跟人性发生冲突；有的是观念的冲突，有的可能是利益的冲突，要损害我的利益，就不是好制度，就不能拿来实行。

    观点、主张都不一样，事情就进行不下去了。怎么办？办法是有的：比较和平的办法是：大家讨论、商议。但是，问题来了：假定谈判成功，各方力量讨价还价成功，这个制度还是原来的“好制度”吗？谁让制度走样了呢？是谈判各方，是各方的“人性”掺杂到“好制度”里面。一个能够被掺杂，被扭曲的制度。还能说是好制度吗？本来是想靠好制度来带好人性的，现在好制度反而被人性带变样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从近代以来中国的政治史的一个侧面，就是人性影响制度选择的历史；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固然是政治事件，但是支配政治行为的不是人性吗？人和制度怎么可以截然分开呢？所以，要想制度好，鲁迅所主张的改变人、改造国民性的工作必不可少。以为可以先解决制度问题，然后靠好的制度“带好”人性，太一相情愿了。只有既不了解历史现实，也不了解现实中的人性的人，才会说，寻找人性的问题，是鲁迅的问题。比较符合国情的说法恐怕是，中国既有制度的问题，也有人性的问题；两个问题交叉缠绕再一起，互相影响，难办得很。

    那么，是不是等人性、国民性都改造好了，再来改造制度，让人性来带好制度？恐怕也不是的。制度的改造和国民性的改造不可能按照谁的设计、安排，按部就班地进行。主张改造人性、国民性的如鲁迅，就写文章剖析国民性，有人不赞同也是没有办法的，总有一些人会赞同，会反省、自新；然后带着新的人性的因素参与社会改革；主张改造制度的，不妨在改造制度方面多用力。各人会有分工，但就社会整体而言，两个领域里的工作是同时进行或交替成为重点而进行的。无论是改造国民性，还是改造制度，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个漫长的、渐进的过程，其间会停滞，会反复，会前进，也会倒退——这些，一百年来都已经上演过了。就是因为经历过希望和失望、分歧和背叛，鲁迅对历史，对人性有深刻的体认，再也不抱幻想，以为改革会有一个十全的方案，会得到全体国民的一致拥戴，然后在一个早上实行成功；很可能，许许多多的牺牲、付出，能够换来一点点进步，已是万幸——鲁迅对此的比喻是：用了很多树木只能变成一小块煤——所以，鲁迅主张“韧”的战斗。对今天的改革，完全可以而应该作如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