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秀华现象，促使我们再次思考一些跟诗有关的问题，比如：什么样的诗才是好诗？消费社会中的人们还是否需要诗？是否会读诗？余秀华现象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在余秀华的启示下，一些思考或许会有所突破。余秀华的启示，甚至超出了新诗创作这一领域，具有更普遍，更广阔的意义。

    关于新诗创作，以前有一句最毒舌的断语：读诗的人和写诗的人一样多。意思是诗人们在自娱自乐，除了他们自己，没有人读诗、关心诗的死活。现在来看，这话又对又不对——在余秀华出现之前，可能是对的；余秀华的出现，打破了这个状况。需要提一句的是，“柳忠秧跑奖”，是诗坛、文坛事件，不是创作事件；对柳忠秧写的那些分行排列的东西，没有多少人感兴趣。

    于是，值得讨论的问题就是：余秀华的诗好在哪里？平时大都不读诗的人们为什么会热传余秀华的作品？这个疑问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因为就在两年前，《浙江日报》上还出现过讨论：什么样的诗是好诗？新诗怎样走进普通大众的心灵？这个讨论有一个重要的背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的以舒婷、顾城等为代表的“朦胧诗”，在几十年后，还没有逃脱“看不懂”、“脱离大众”之类的诟病。而余秀华诗作的语言方式跟“朦胧诗”没有根本的区别。如果要求诗跟新闻报道、工作总结、读后感一样“通俗易懂”，其实是取消不同文体之间的界限，其实这等于取消诗。好的诗，如余秀华的诗，无法用一套概念去复述，去阐释。如果解释文字可以代替诗，还要诗人干什么，要诗干什么？

    很多人都被余秀华的诗打动。一个朋友说：“感觉很震撼，粗砺而灵动，真切而深邃，生命的质地惨淡中透出华贵”——只表达自己的感受，避免强作解人，没有试图去概括所谓的“主题思想”一类。保持了对真正的诗的应有的尊重，这是真正热爱诗的读者应有的姿态。一个朋友说，“这是阳光好的日子就把自己放进去，像放一块陈皮。读到这一句，我为自己前面看照片得来的第一印象惭愧了。”很浅显的语言，但是，显然，她读“懂”了——属于诗的所谓“懂”，就是作者和读者的心相通了；有一种力量，或者热量，打动你，甚至是击中你，让你感怀，让你疼痛、流泪。

    在太漫长的历史中，中国人只习惯“载道”的文字，就读不懂“载心”的文字了。“载心”的文字是个性化的文字，“载道”的文字是公共化的，只能有一种理解。读惯“载道”文字的胃口，当然咽不下也消化不了“载心”的文字。“个性解放”的提出，在中国只有一百年，“载道”的传统却有几千年。有你无我，文以载道成了王道，“载心”就只能归入末流。缺乏宽容，是旧文化留给我们的包袱。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在一定条件下，有一定的合理性；同理，写诗是个人的事情，越是个人的，就有可能越是人类的。余秀华说她不关心人类之类的大问题，只管自己过日子。这话听起来大逆不道；但对写诗，这是王道：认真生活，忠于自己的内心，听从内心的召唤而写作，才有可能写出打动他人的诗。个性，内心，感受，这些个人化的事物，或许在一个不太短的时期里，都未必能得到应有的尊重、重视。说到底，是一个是否尊重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