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表彰饥渴症”，就是表彰欲很强，很想有好人好事冒出来让他表扬一下，没有人可表彰，创造条件也要表彰。昨天的新闻报道中，有两件事，是“表彰饥渴症”的突出表现。

    第一件，18岁打工女孩石芳丽，在邻近北京的燕郊镇撞倒老人后立即将其送至医院，并辞去工作，打算陪护老人，得到被撞老人韩健的谅解并感动了老人家属。2月27日，石芳丽家乡广西上林县县长蓝宗耿带队一行四人从广西来到燕郊镇冯家府村，看望了石芳丽，并给予石家5000元慰问金。同时该县已作出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向石芳丽学习的决定。石芳丽的母校上林县中学的师生开展了学习石芳丽的班会活动。据《广西法制日报》报道，南宁市委宣传部拟把石芳丽列为2014年度南宁市道德模范典型，准备强力推出。

    第二件，武汉市文明办准备建立孝道“红黑榜”，评选“江城十大孝子”；把“孝”列入创建十星级文明户、五好文明家庭的重要条件，一票否决。武汉街头的公益广告，也将传播孝道名篇名句，宣传孝道文化。

    对上林县大张旗鼓表彰石芳丽一事，且不说无关的旁人怎么看，就是被表彰的石芳丽和韩健老人也不十分认可，他们都有被“拔高”的感觉。这个感觉是准确的，撞了人不跑，并做出相应的补救，是基本的道德要求，是本分，跑了就是缺德。不缺德的人多了去了，都要如此表彰，表彰得过来吗？一个人在本分以外做了有益他人和社会的事，才是值得表彰的。但是，现实是，有的撞了也不扶，有的没撞去扶反受冤，无人可表彰，就刺激了“表彰饥渴症”。难得本地出了撞人不跑的，上林县就逮住不放了。

    “撞人不跑”，就可以当“道德模范典型”，更是令人瞠目。“道德模范”层出不穷，地方形象固然好看，但是，评比道德模范的标准如此低，不是说明这个地方的道德水准之低吗？但是，最讲究“形象”的官员怎么就想不到这一点呢？

    偌大个武汉，几百万人口，要找出十个二十个“孝子”根本不是难事，真心对父母不好的，总是少数。“孝”是子女与父母之间的事情，是人家家门里面的事情。评选“孝子”，就是把私事变成公事，利用现成的民间资源来作社会治理的工具。孝道“红黑榜”也好，评选“十大孝子”也好，本质上都是人的工具化，对普通民众的平等、尊重意识是没有的。

    “表彰饥渴”是表面症状，病根是“德治”思想。上林和武汉和做法，是典型的“德治”，即“以德治国”的模式。在“德治”的框架里，官员是教育者，民众是受教育者；民众的道德状况，是被公开、透明的；官员的道德状况，民众没有渠道获知；德治框架没有这个机制，也不鼓励民众监督官员的道德状况。而在法治框架里，关系就颠倒过来了。官员是被监督的，民众则是监督者。习惯于育民、牧民者，反过来被装进“笼子”，让民众围观、监督，是很难受的，所以从来只见“表彰饥渴”而不见“进笼饥渴”。

   几十年来，受过表彰的先进模范人物不知凡几，从“五讲四美”到“扶不扶”，表彰的标准越来越低了，说明表彰并没有提升社会的道德水准。相反，贪腐官员下马后，人们都会想起他在讲台上做廉政报告的情景——道德话语的失效，恰恰是道德教师爷造成的。他们一边推行“德治”，一边用自己的行为戳穿“德治”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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