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5日，新华社发表评论《愧对焦裕禄》，批评河南兰考县有关干部，在7名孤儿和弃婴殒命火灾后，急于推脱责任，“唯独没有深感伤痛于内，检讨工作于外。”评论问道：“这些干部来到焦裕禄手植的焦桐下当作何感想？”

    1月5日下午，兰考县召开新闻发布会，兰考县副县长吴长胜表示：“造成目前这种局面，与有关部门监管不力、有意放松监管有直接关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正是我们工作的漏洞。”应该说，承认“有意放松监管”，这个态度有一定的诚意。但是，兰考有关干部是不是真的感到愧对焦裕禄了呢？即使有“愧”，能否支撑起官员的责任意识呢？

    “愧”由心生。一个人自己不觉有愧，别人说他“愧对”谁了，是无法把愧意植入其内心的。当然，面对儿童 死于火灾的惨状，面对舆论压力，一些干部会有一些愧意，或表现出一些愧意。但是，这些愧意，能持续多久？能对今后的工作有所助益吗？当事情过去，问责结束，媒体不再关注，舆论压力解除，这些本来就稀薄的愧意，估计也就随之消散，化为空气了；工作恢复常态，心态也自然恢复“常态”，诸如“监管不力”、“有意放松监管”等等行为故态复萌的可能性很大。所以说，即使有“愧”，也是靠不住的，“愧”，支撑不起官员的责任意识。何况有人根本不觉得有什么好“愧”的，或者内心已经强大到连“愧”的心理功能都不需要了。

    那么，一些官员的责任意识，是被什么消解、吞噬的呢？从兰考县对待弃婴的做法中也许可以找到答案。兰考县是国家级贫困县，至今没有儿童福利院一类的机构。但是，袁厉害（原名袁凤英）是国家级贫困县里的一个小贩，靠做小生意谋生，但她却先后共收养过约100名弃婴、孤儿。新闻照片上我们看到，袁凤英和这些孩子的住处之简陋，让人不忍目睹。就是这样，兰考县民政部门还曾经把一些弃婴或孤儿送到袁凤英处让她抚养——难道政府部门的人力、经济能力还不如一个小贩吗？这已经不是什么“监管不力”了，完全是转嫁政府责任，而且转嫁到一个贫弱者头上！所以，很怀疑他们读了《愧对焦裕禄》就会心生愧意——如果他们的心那么软，就不会做出这么让人心寒的事情来。

    之所以要设这个局那个“办”等各种政府机构，本来是履行政府责任，服务社会、服务民众的需要，但是，不知不觉间，服务社会的功能萎缩、退化了，自我服务的功能发展起来了。当一名公务员，进入各种机关“工作”，被当成是一个享受各种优厚待遇的机会，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对上负责而不是对下负责的机制；个人一旦进入这个机制，只能跟着这个机制走，被其同化；如果不想被同化，就要被其排斥。

    焦裕禄被誉为“县委书记的好榜样”。记得焦裕禄那个时代，经常有一些干部的感人事迹被报道出来，但是现在“感动中国”的基本上都是普通民众，倒是不时听说有一些干部与工人争劳模称号。这些现象，是否都是从“对上负责”这个机制派生出来的呢？要去处这个机制，让政府职能健康、健全起来，需要一场深刻的改革，靠“愧”是远远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