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一年一聚的朋友又坐到了一起,互相问起各自的情况。朋友T说他已经办了退休，大家不禁感叹时间过得快。T说，经常在报纸上看到我的时评文章，他劝我“还是写书吧，这种小文章意思不大”；他说他现在虽然退休了，但每年总要编一本书。而我，因为在报社编时评版，写点时评，一方面是职业行为，一方面也是有些话不说难受。倒没去想“意思”大不大。忽然想起一件事来，就问T：为什么现在连小学一年级的小孩子也要请家教了？现在的教育到底怎么了？

    不知道这算不算职业病。因为近来不止一次听人说起这个现象，就很想搞清楚这里面的原因。同时也因为到报社工作前，在中学里教了近十年的书，对教育方面的事情还是有关注的兴趣。T是区教育局的教研员，不问他问谁。T说：“是啊，我的孙子才读一年级，每天也要做一个多小时的家庭作业，有的题目没有家长在旁边就没法完成。我妹妹的外孙，才读小学三年级，题目不会做，打电话问我，我都做了十分钟才做出来。如果家长不会做，或者没有时间对付小伢儿，那就只好请家教了。”

    我说，那么小孩子的老师教些什么呢？小学一年级就请家教，到了高年级怎么办？高了初中、高中怎么办？现在的学生太苦了，一代一代这样下去怎么行？T无奈地笑笑，摇摇头。我说，什么时候你抽点时间，给我具体讲讲现在学校里情况，我想反映反映这方面的问题。反正你也退休了，总没有当教研室主任那么忙了。

    他又笑笑，摇摇头，好像是不屑的意思。他的笑容，让我觉得很陌生。在我的经验里，好像更习惯在某些官员脸上看到这种神情。我是当一件事情郑重提出来的，即使这对你算不上一件事情，这样一笑而过，即使是一般关系也有些失之于随便，不够礼貌，更何况对多年的朋友？多少讲一点拒绝的原因，也能给人多少留一点面子。我心里有点不高兴。

  结识朋友T已经二十多年了。二十多年前，参加一个笔会，我和T被安排在同一个房间。几天会开下来，彼此就熟悉了。T是第三次参加这个一年一次的笔会，同一个地方去的几个作者自然而然成了一个圈子，我也就成了新的一员。从别的朋友那里知道，T是文革前的高中生，由于“出身”不好（父亲解放前是国民党军官），没有考大学的资格，很早就被“发配”到郊区农村，在一个生产大队的小学里当老师。后来又娶了学校里一个民办教师，农村户口的，成了一个家。在我加入这个朋友圈子前，其他人都到他家里去过。

一天下午，T要到会议住地的传达室接一个长途电话。大家都到传达室陪他接电话，神色好像都有点激动，有点紧张。当然T更是如此。

原来，T的当民办教师的妻子参加杭州一所中等师范的考试，这项考试是专为民办教师安排的，能够入读这个班级，毕业以后就转为公办教师。这就意味着捧上了梦寐以求的“铁饭碗”，农村户口可以转为城市户口，拿的是国家发的工资，各种福利是民办教师享受不到的。对一个民办教师来说，这是命运的一个转折。

电话铃响了，依稀听到里面是一个女声。只听T反复问了好几遍：“考上了？录取了？”声音是颤抖的。我们也很激动。那心情，跟“右派”改正、无罪释放一样，总之，是“翻身”了，幸运降临了。放下话筒，T的眼睛都有些湿润了。

不记得从哪一年起，笔会停了，但是，这个朋友圈子并没有散，只是聚会改在每年年底，或者是在谁的家里，或者是在外面——餐咖啡馆之类的。以前，大家聊天时说到一些令人气馁的社会问题，会涉及到T的境遇，气氛难免会压抑。当然，这种压抑感，也加深了朋友间的友谊。后来几年，T的境遇大为改观：先是被提拔到公社中心小学当校长，没几年又到教育局教研室当教研员，成为一个城区教育界的一个权威人士。评职称、分房子，自然一路顺风。他的妻子也调到了一所重点小学任教。大家都为他高兴，聚会时，压抑的气氛少了很多，或者说，大家不用为T感到不平、惋惜了。虽然也有压抑的时候，但已经不是因为座中谁的个人境遇了。

我似乎感到，本来维系我和T之间某种物质，像冰遇到了阳光，在很快融化，或者是变成了空气，想抓也抓不住。我在想，这是为什么？肯定没有个人恩怨。不然的话，他不会对我说“还是写本书吧，写时评意思不大”，他说这话确实是为我好。写时评，如果仅仅“意思不大”，还不算最坏的情形。我又想起他的笑容，他的摇头。那种居高临下的不屑——某一类官员的标志性的神情，以前在他的脸上是不会有的。以前的T，对朋友多么热情、真诚，即使你是在对另一个人说你的事情，只要他听到了，就会急切地问：“什么事？你怎么了？你再说一遍！”把你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一样。这是多么温暖啊。而现在，连他自己的孙子深受其害的事情，难道他没有关心的兴趣了？想到这里，我感到心里起了一阵寒意。

但是，再一想，这是我的不对。他是体制中人，所有的好处来自体制，当然要维护体制的体面。当年朋友们同情他的坎坷,不就希望他有今天吗?要他提供材料写这样的文章，不是为难他、毁了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