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超真实问题:文学永恒的囚徒效应
(2013-10-01 23:28:13)
读完阎连科的《炸裂志》,再次引发我对文学超真实问题思考的激情。文学每一个文字里都有信息,每一个故事里都有历史。那么,这些信息和历史从何而来?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不得不考虑一个和文学似乎是远亲的哲学词语:超真实。我曾经和一个朋友谈起过,我要把超真实嫁接到文学里。其实,我不是带有文学谵妄,像词语破裂的疯癫者一样,把两个毫无相干的概念罗列在一起。超真实是每一个作家都会遇到,每一篇作品都会涉及的隐逻辑。当你开始写作的时候,超真实的隐逻辑像一个文学细胞一样,无法通过肉眼观察,其实时刻活跃在你的文本里。
绝望
作家成长的关键要素是什么?母体带来的语言天赋、对故事的掌控能力、大量阅读形成的知识积淀?似乎都有,似乎都不成立。也就是说,作家和文学基本没有一个固定的培养模式,通过这种方式,能批量生产出作家,生产出优秀的文学作品。
我曾经说过一句不让人认同的话:绝望才是文学第一生产力。也就是说,绝望情绪和文学产生是成正比的,绝望情绪越浓厚,那么,文学作品的含金量越高,反之,会越低。这个问题成立,会发现一系列的文学逻辑,作家和现实的和解程度越高,那么,他的作品含金量越高;作家的反抗情绪越高,他的作品含金量越高。绝望情绪是作家文学的准备姿势,作家在表达自己,首先绝望情绪饱满。一个作家和现实和解,没有批判精神,没有绝望情绪,他是当不了作家,也写不出流芳百世的作品。想当一个写出激励时代,留给历史作品的作家,首先要绝望,但反之并不是这样,一个绝望情绪饱满的人不一定能当作家,但一个作家必须绝望。
绝望是每一个作家和作品都逃不开超真实的问题。加缪在《西西弗神话》开篇就写道:“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者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我还从没有见过为本体论原因而去死的人。自杀的行动是在内心中默默酝酿着的,犹如酝酿一部伟大的作品。”加缪无意中触及到了文学超真实的问题。自杀是绝望的最大化,在酝酿的时候,如果是作家,他就是在酝酿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如果作品传世,那么,文学里蕴含的超真实信息和历史会震撼每一个读者。
囚徒
绝望情绪饱满,开始写作,作家就发现,他是无法解脱的囚徒。对现实而言,文学引发的是永恒的囚徒效应。作家不是性的囚徒,就是政治的囚徒。如果作家没有囚徒的体验,他是无法在现实中觉醒,不管写现实主义作品还是非现实主义作品,是无法想象的。
莫言在解释“艺术是苦闷的象征”这句话时说,这里的苦闷是大苦闷,是时代的苦闷,是民族的苦闷。这有在这大苦闷的炉子里,才可能锻炼生长出艺术璀璨的晶体。一个人不可能超然出世,即便是一己苦闷,也是社会的产物,而是社会苦闷的组成部分。在写这段话的时候,莫言已经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囚徒了,他自己也说,《红高粱家族》表现了我对历史和爱情的看法,《天堂蒜薹之歌》表现了我对政治的批判和对农民的同情,《酒国》表现了我对人类堕落的惋惜和我对腐败官僚的痛恨。
没有一个文学上囚徒精神困境,莫言不可能写出一系列作品。不但莫言,每一个作家都是如此。那么,什么是文学上囚徒精神困境?
作家作为一种人的身份,是暂时的,作品作为一种传世的文字是永生的,而文学的囚徒精神是永恒的。当被爱关押的时候,被情感关押的时候,被政治关押的时候,被性关押的时候,是最苦闷的时候,也是产生文学作品最佳的时机。
囚徒精神是作家用绝望情绪表演出来的一种模拟死亡的方式。关押往往是自我关押,自感对现实犯下不可饶恕的罪恶,当作家的心灵四处碰壁之后,绝望在心灵的牢房里发酵。求生是人的本能,救赎是文学本能,作家需要摆脱牢房的禁锢,冲出困境,作家首先开始自我救赎。作家有了强烈自我表达冲动,这就是我经常说的
,文学第一功能不是出版和版税,而是表达和展示,文学上囚徒精神本质是求生和自我救赎。
想象界
文学和现实接轨的通道是什么?想象。作家就是处于文学上囚徒精神困境中,通过想象和现实发生关系。出现了想象的现实和现实的现实。这里我必须引用拉康的一个概念:现象界。想象界不是指客观现实,而是主观现实,是欲望的发源地,也是作家在绝望情绪催化下,在囚徒精神困境中写作作品的产床。
德勒兹解释拉康这个概念说,首先是实在界--非实在界这一偶对。实在界是实在的合法连接、连续衔接;非实在界是对意识而言的突然和断续的出现,是实在化的一种潜在。实在界与非实在界不可分辨时,便有了假。而有了假时,真也不再是可确定的了。假不是一种错误或一种混淆,而是一种真变得不可确定的潜能。想象界不是非实在界,而是实在界与非实在界的不可分辨性。
德勒兹是在解释电影画面时提及拉康的想象界。注意,德勒兹并没有解释实在界和非实在界的具体概念,后面提出了真假问题,是在实在界与非实在界不可分辨界限模糊时候出现的。德勒兹并没有提及的文学的涵义。但他对电影画面的关于想象界的解释,对于理解虚构和非虚构学问题很恰当。
我不确定余华是否读过德勒兹,但余华和德勒兹论及一个相同的问题,即实在界--非实在界这一偶对。写完《十八岁出门远行》,余华说,那时候我感到这篇小说十分真实,同时我也意识到其形式的虚伪,所谓的虚伪,是针对人们被日常生活围困的经验而言。当我们就事论事地描述某一事件时,我们往往只能获得事件的外貌,而其内在的广阔含义则昏睡不醒。这种就事论事的写作态度窒息了作家应有的才华,使我们的世界充满了房屋、街道这类实在的事物,我们无法明白有关世界的语言和结构。我们的想象力会在一只茶杯面前忍气吞声。
莫言曾经回应过余华这篇29岁写作的随笔,莫言说,当然小说史虚伪的,用余华的话说作品是虚伪的,但你注入到写作中的情感不能虚伪。我觉得我们生活中最让人切齿的就是虚伪的话语。
德勒兹和余华、莫言谈及的是在想象界真实和虚假的问题,也就是文学反映现实真伪问题。如果文学是通过想象虚构的,那么,作品就不是真实的,但是,文学为什么那么真实?实在界与非实在界不可分辨时,出现了真假问题。这就是我所说的文学里超真实问题。
超真实
我以前在一篇文章里讨论过文学超真实问题,也是我第一次把超真实和文学嫁接起来。余华说,我们开始发现自身的肤浅我们开始发现自身的肤浅当我发现以往那种就事论事的写作态度只能导致表面的真实以后,我就必须去寻找新的表达方式。寻找的结果使我不再忠诚所描绘事物的形态,我开始使用一种虚伪的形式。这种形式背离了现状世界提供给我的秩序和逻辑,然而却使我自由地接近了真实。生活只有脱离我们的意志独立存在时,它的真实才切实可信。我感到世界有其自身的规律,世界并非总在常理推断之中。我这样做同时也是为了告诉别人:事实的价值并不只是局限于事实本身,任何一个事实一旦进入作品都可能象征一个世界。
实际上余华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余华的问题其实就是文学里超真实的问题。关于超真实,这里不再赘述,超真实是波德里亚核心思想里重要的一个概念,波德里亚解释超真实时说,用X光片合成的产品在没有空气的超空间中制作出来的。所有指涉物的消失开启模拟时代,这些指涉物在符号体系中被人为地复活了,它不再是造假问题,不再是复制问题,也不再是模仿问题,而是以真实的符号替代真实本身的问题。
每一个作家绝望情绪饱满之后,在囚徒困境中,通过想象和现实发生关系,产生任何作品都是关于超真实的,任何一个作家都无法避开超真实的隐逻辑。
莫言在很多关于文学创作的篇章都谈及了关于真实和虚构的问题,虽然他没有提超真实,但他谈论的就是文学里超真实问题。莫言说,为什么《古船》迟迟得不到矛盾文学奖,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写了历史真实。什么叫历史真实,难道他们写的历史就是真实的吗?在谈及散文的真实性问题,他说,关于散文的真实与虚假的问题。我开始也认为散文写作家的亲身经历,写确实在生活中遇到让他感悟很深的一件事。后来我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我成为作家之后,发现许多貌似真实的散文虚构的成份太多了。小说要不要编造,当然要。不编造不是小说家,胡编乱造甚至不是一个贬义词。但作家编得真实有说服力,这就是对一个作家的考研。莫言是一个优秀的小说家,但他不是理论家,虽然意识文学真实和虚构的问题,但是没有提出一个理论。
在这一点上,阎连科要进步许多。
提出两个和超真实相关的概念,即控购真实和神实主义。控购的控是控制的意思,购是订购的意思。为什么阎连科的《炸裂志》会有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和谐交合的文学形式和内容,而逃离了现实主义?阎连科不满现实主义文学叙事,在阎连科的眼里,现实主义罄竹难书,被控购真实的空洞写作在欺骗读者。几代作家在半个多世纪的现实主义创作中,养成了被审查和自我审查;所谓神实主义,就是探求不存在的真实,看不见的真实,被真实掩盖的真实,在日常生活与社会现实土壤上的想象、寓言、神话、传说、梦境、幻想、魔变、移植等等,都是神实主义通向真实和现实的手法与渠道。
阎连科在《炸裂志》里用荒诞、离奇,超越了真实,但更接近真实。在无数个谎言里听见了真实,在无数个真实里听到了谎言。这就是文学的超真实。
超真实并不是文学的远亲,而是近亲。从绝望、囚徒精神再到想象界,最后作品触及到了文学超真实。超真实是文学里的隐逻辑,任何作品都无法规避。
参考文献
《西西弗的神话》,加缪著,杜小真译,三联书店,1987年1月,3.5
《我痛恨所有的神灵》,引自《小说的气味》,莫言著,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1月,119。172
《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德勒兹著,刘汉全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7月,76,77
《虚伪的作品》,引自《余华》,余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10月,425--437
《生产之境》,波德里亚著,仰海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1月,186--214
《碎语文学》,莫言著,作家出版社,2012年11月,12,156,166。231
《发现小说》,阎连科著,南开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6,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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