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世界著名哲学教授和厌恶写作似乎让人难以理解。在我们这里，如果一个知名教授没有几部大部头专著问世，那么，他是混不下去的。在我们印象里，著名教授就是动不动就出场的，整日著书立说的。英国牛津大学哲学学院著名伦理学家黑尔的一篇文章揭秘了名哲学教授和厌恶写作的逻辑关系。
      黑尔对我们来说，并不熟悉，其实，他是20世纪英国著名的伦理学教授，生于1919年，逝世于2002年。1957年，黑尔根据自己报告整理出一篇文章《一所培养哲学家的学校》，我在2013年第一期的《世界哲学》读到了此文。这篇文章是一篇回应文章，就是我们日常理解的笔墨官司。因为当时有德国哲学教授讥讽英国哲学家，说英国根本没有人在研究哲学，这激起了黑尔本能的哲学自卫。这篇文章分析了英国哲学教育和德国哲学教育的差异，大致意思是德国哲学教育培养的是职业哲学家，而英国哲学教育不是培养职业哲学家，而是为各种专业背景的学生教授哲学知识，并不是孤立的学哲学。可惜，黑尔没有论及中国哲学教育。
    在这篇文章里，黑尔基本勾勒出牛津大学哲学教授鲜为人知的日常生活，黑尔在文章里详细罗列了哲学教授辅导学生的教学方式，比如每周10到20小时接待学生，如何指导学生阅读文献，讨论班如何争辩等等。很有意思的是，牛津大学的哲学教授大都负责一些琐碎的行政工作，这种行政工作，并不是我们日常理解的管理性质，而是劳务工作。比如黑尔曾经很长一段时间，负责哲学学院楼房的维修和保养，他经常要爬上高楼去检查楼房是否漏水。在我们这里，大牌教授甚至放屁都有人来帮助他提裤子，如此下基层劳动丢脸的事情，大牌教授怎么会去做呢？
    就是在这篇文章里，提出了那个让人难以理解的论调，哲学教授厌恶写作。他说，我们厌恶写作，其实我们和大多数哲学家一样，想写点东西，但我们不认为著书是一种义务，我不认为有义务去阅读过多他人的著作，因为我们有繁重的教学任务，我们看过多必读书目之外的作品，妨碍我们做更重要的事情。我们的义务是和同事讨论哲学，教会学生做同样的事情，著作和论文只是这个过程的副产品。我们不去撰写长篇的，或难懂的著作，如果我们口头讨论过程能够被我们的同事理解，那对于我们就足够了。我们著书撰文只是为了确定下一个论题，以便人们能够精确知道在讨论些什么。
     和我们理解的有很大不同，如果一个教授没有几部著作问世，评职称评不了，还会被人讥笑，弄不好会砸饭碗的。但在那时的牛津大学，与我们现在这种现象恰恰相反。黑尔说，我们没有任何书写和撰文的压力，除非他有那方面的抱负。在其他某些方面，教授大量写作或发表作品，他们就有可能错过晋升机会，甚至面临不再被聘用的风险。但不是说，在牛津，任何哲学家都不需要写东西，除非他有话要说，但他不是为了谋生活不得不写东西。我们把教学，而非写作，视为我们的主要工作，这是我们因此而获取报酬的事情。可想而知，黑尔的意思是说，他的任务是教学。但在我们这里，教授给本科生上课，是要教育部出台规范性的文件的。
     值得一提的是，黑尔反对把哲学演变成神秘的东西，反对写又厚又晦涩的哲学专著，反对哲学脱离日常用语，反对伪装的形而上学。但是，国内研究黑尔伦理学的学者，把专著写得不但巨长，而且晦涩至极，乱引乱论，让人不知所云。这些人估计没有认真阅读黑尔，而且离黑尔的初衷甚远，他们是用来毕业的论文，或者是评职称的材料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