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踪的批评者
      文学批评集体失踪了？
                                      《当代》和《收获》弃绝批评?
     前两天，我听说《当代》有张小波小说《法院》的评论，买菜的时候，花了15元，顺便从菜市场边的报摊买回来最新一期的《当代》。
     3月份的时候，听说《收获》发表马原最新的小说《牛鬼蛇神》。火急火燎跑到报摊，同样花了15元买了一本。
    《当代》和《收获》，对我来说，太遥远了。我记得八十年代，十几岁的时候看过《当代》和《收获》。后来到了北京，我就很少买这两本文学杂志。以前出差的时候，偶尔会在火车站买一本《当代》或《收获》在火车上看。
    我不知道《当代》和《收获》能不能代表中国目前纯文学最高水准，但肯定的是，这两本杂志是中国当代王牌文学杂志。一北一南。
    翻看最新的《当代》和《收获》，有一个很大的困惑。《当代》和《收获》几乎没有一篇像样的文学批评。
    最新一期的《收获》，没有一个字的文学批评，我读《收获》上发表的南帆的《饥饿惯性》，刚开始以为是文学评论，但读完才发现不是，而是一篇学术散文。连南帆这样搞文学评论的大腕都不写正儿八经的文学评论，改写散文了。
    未读最新一期《当代》之前，我以为这期有圈内专业人士发表对张小波小说《法院》的评论。张小波的小说是我目前读到汉语小说中最经典的作品，不管是批评还是表扬，我都想阅读。但遗憾的是，《当代》刊发的并不是纯正的文学评论，只是摘录了8个人零星的读后感。从署名来看，大约是从网上摘的。《当代》毕竟是纯文学杂志，而不是新闻杂志。                      

     连《当代》和《收获》这样纯文学王牌杂志都弃绝了文学批评，我们到哪里去阅读？面对庞杂的阅读市场，批评者为什么会集体失踪？
                                     批评者为什么会集体失踪？
    可能我会被指责成目光短浅、涉及面窄的孤陋寡闻的非职业读客。我知道，有很多玩意貌似文学评论，但小圈子兄弟之间你吹我捧、文学软文不能等同于文学评论。
    文学评论必须批评。
    我以前说过，文学不再崇高了，婊子都衣不遮体，老鸨肯定对这个行当失去奋斗终身的理想。多元化的就业渠道，导致一些对文学评论有很大兴趣的人转轨。有不少以前对文学评论有兴趣的，投身于网络，投身于文化公司，投身于经济实体。没有彻底转轨的，很多写时评了，这个市场很大。
    文学创作，门槛很低，不一定需要专业素养，写小说或者写诗歌，是否大学中文系科班出身，无必然逻辑关系，甚至初中、小学毕业，都可以进行文学创作。但是，文学评论就不一样了，门槛相对较高，除了专业素养、厚实的理论基础、学术兴趣外，还需要广泛的阅读量，小说家读过的作品，搞文学评论的需要读，小说家没有读过的作品，搞文学评论也要读。
    “欢迎批评”是作家冠冕堂皇的谎言，没人心甘情愿接受批评。恰恰搞文学评论的几乎都是从问题入手的。所以，作家和评论家形成相对的紧张对立状态。搞文学评论的门槛较高，愿意从事文学评论的人凤毛麟角。谁愿意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该搞时评搞时评，批评足球、批评教育、批评体制都很时髦。所以，文学评论筛选出来的大都是广告和软文了，正宗的文学批评凤毛麟角。
   还有一种山寨文学评论现象必须提，就是图书所谓的腰封。很多市场化图书不管价值几何，腰封上煞有介事写上一大堆名人的推荐，作家陈村语出惊人：名人推荐都是狗皮膏药！胡野秋在《六零派文学对话录》里说，腰封被业内人士称为“妖风”。
    文学批评集体失踪。
                                    没人批评的作品不是好作品
    批评永远比赞美有价值，文学批评不是作品的杀手，文学批评不是搞乱文学的黑客。一部传世作品的价值是在争议中产生的，文学的含金量是文学批评提炼出来的。
    这个问题，当代文学曾经有过很好传统。遥想八十年代，文学批评如同灌了春药，连续骚动在文坛。
    1978年，卢新华还是一个大学生，他在《文汇报》发表了小说《伤痕》。如果不是荒煤发表批评，那么《伤痕》不会永载文学史，成为伤痕文学开篇之作。现在很多人对荒煤很陌生，荒煤1938年任鲁迅艺术学院，后任文学系主任。建国后当过中央电影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是中国文学一大权威，这么大的官，这么大的权威，却给一个一文不名的作者写评论。当然，不刨除政治原因。
     但是，正是由于《伤痕》引起很大的争议，《伤痕》价值才凸显出来。荒煤在1978年《文汇报》发表《<伤痕>也触动了文艺创作的伤痕》一文，他说，《伤痕》引起的争论，远远超过对小说本身评价的意义，它涉及到文艺创作的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也暴露了我们文艺工作者在思想上的《伤痕》有多深。这句话，等于给《伤痕》定性了。
   当时，包括刘心武《班主任》等等作品都引起了文学界的批评和争议。
   八十年代，作品由于批评而走红的例子太多了。比如刘索拉1985年发表在《人民文学》的《你别无选择》，就遭到了残酷的批评。《文汇报》发表署名文章说，作品使读者仿佛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了一种悖乱、困惑的艺术激情。认为作品是对当代青年的一种误解。无口厚非的是，《你别无选择》作为经典传世了。如果没有批评，如果没有争议，作为大陆“麦田守望者”版的《你别无选择》的价值就不会被认知。
    1985年，《文学月报》发表陈村的小说《少男少女，一共七个》。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作品发表后，就遭遇到枪林弹雨般的批评，《文学月报》发表了文章，标题就是《一篇有害的小说》。批评不断，争议不断，陈村的小说《少男少女，一共七个》命运和他的《美女岛》一样，成为经典。
    当时，由于批评而轰动的作品太多了，我读书有限，对文学史了解不深刻，简略提及一些争议的作品：白桦、彭宁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李克威的电影文学剧本《女贼》，刘克的小说《飞天》，刘亚洲的《一个女人和一个半男人的故事》，徐星的《无主题变奏》，苏童的《妻妾成群》等等……
    一句话，一部作品，没人批评，就不是好作品。
                                   没有批评的文学没有未来
   忠言逆耳利于行，这句话理论的正确性，都知道，但在实践中却不是那么回事。
   商鞅手握重权、不可一世的时候，何其风光。“貌言华也，至言实也，苦言药也，甘言疾也”这句话出自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赵良对光环罩身的商鞅提出批评，大致意思是说，一千只羊的皮，不如一只狐狸的腋毛值钱，一千人唯唯诺诺，不如一个人的不同意见，花言巧语华而不实，直言不讳好比果实，苦口忠言好比治病的药，甜言蜜语容易致病。赵良对商鞅权倾朝野，实行酷刑，置百姓的幸福不顾，提出入木三分的批评。
   赵良此论具有双重含义，第一重说明了批评意见的重要性；第二，赵良不是要陷害商鞅，而是替商鞅的命运着想。
   商鞅的命运到底如何？秦孝王死后，秦惠王即位，商鞅被车裂而死。
   还是一句话，没有批评的文学，是没有澄明未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