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爱孩子吗？

—— 爱

—— 那你就是爱生命的

—— 是的，我爱生命，那又怎样？

—— 而你却想自杀？！

—— 这有什么关系吗？生命是一回事，死亡，那是另一回事。生命是真实存在的，但死亡并不存在。

不到八十分钟的影片，感觉却比两个小时还长。从名字来看，《我们的音乐》，我以为会是一部轻松愉快的电影，至少也是平和宁静的，哪里料到，竟是“神曲”。戈达尔这个老顽固，你就永远不能指望他会拍出一部轻松愉快的电影来，哪怕是那么一丁点讨好的表示。就像是卡夫卡笔下的饥饿艺术家，永远也不会向观众脱帽致敬。

然而不管喜不喜欢，影像都会固执的植入你的脑海，或者短期无法摆脱，或者长期无法摆脱。想起片中戈达尔解说半天依然如坠云雾的“影像与文字”，如果说影像和文字真有什么本质区别的话，那便是强迫性与伸展空间的区别，而不是真实与虚幻的区别。影像强迫闯进人的意象世界，瞬间驱散了一切想象空间，而将意念的焦点集中到一片缩小的视觉区域，并且所呈现的意象越是遭到观众自身固有意念的排斥，只会印象越深，创伤越深。而文字不同，文字是朦胧的，亲和的，所传达的意象空间也会随着读者自身固有意念的丰富程度而伸缩自如。因此，影像如冰，而文字似水。

保持艺术的独立性，和保持艺术的严肃性，在今天看来，也许是对同一问题的两种表述。只是在今天，对个体来说，似乎除了自杀，便再也找不到真正的严肃性。当所有的战争、掠夺、灾难、贫困、不公、乃至整个人类的生存与毁灭都已经打碎分割到媒体的乌托邦中去以后，集体的综艺化，已经完全取缔了个体的选择权。作秀的不再是某一个人，某一类人，而是集体的疯狂参演。当集体沦为荒原，个体所能面对的问题，便只能退回到对生命本身的质问：“到底在为什么活着？”或者：“到底还要不要苟活下去？”

奥尔加的自杀，与其说是哲学上或宗教上的自杀，不如说是艺术上的自杀。通过身体这唯一的武器，作为对自身存在这一严肃性的捍卫，完成的实质是一次艺术的赎罪，而并非宗教的赎罪。只是最后的表述，如此令人难过：

“她给了五分钟让所有在餐馆的人离开，并对他们说‘如果你们当中有一个以色列人愿意陪我一起死，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和平，我会很开心’。结果所有人都离开了，没有一个留下来。以色列警方在她还没来得及打开包裹之前便迅速将她击毙了，而她的包裹里，装的全是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