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想到，在《史记》中读到的一段话竟然使我突然省悟过来，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竟然就是生存。

《史记》中《孔子》明确记载，孔子求学于四方，到周国“问礼”，求教的老师正是塑造中国文化传统的另一位哲人老子。在孔子临走的时候，老子对孔子说：“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

上面这段话，可以这样翻译：对人性体察深刻而明晰的人为什么常常得不到善终，是因为他们好议论别人的是非曲直；学识渊博知识丰富的人为什么常常危机不断，是因为他们老是揭别人的短，指出别人的缺点和不足。做子女的最好不要有自己的想法和欲望，做臣子的也不要有自己的想法和欲望。

在我看来，这段话非常深刻的揭示出中国文化的基本内质，那就是：生存。人应该拥有知识学问，应该对人性有深刻的体察，但是你不能去“批判”，否则灾祸就会来临。我在这两位哲人的观念中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早期即已经失去了“现实的批判能力”，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学识和修养已经沦落为“混饭吃”的工具。难怪，王晓明先生要用一本专著专门去写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文人的“吃饭”问题。

看来，中国文人在早期即丧失“存在的独立性”而成为"政治的附庸”，并不仅是现实的压迫，而是在这种压迫下的“内化”的一种自觉行为。那就是：生存是最高智慧、最高境界。

孔子和老子，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两位集大成者。应该说，他们在创立中国文化思想的时候抱着怎样的观点和心态，在某种程度就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形态和价值取向。

当时光飞越过千年，我再来审视这段话时，首先，我对“礼”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原来，“礼”并不仅仅是礼仪，更深层的，它还是生存之道，难怪孔子和老子以及后来的中国文人要把“礼”看得那么崇高；其次，正是在“彬彬有礼”的修身养行当中中国文人丧失了“生存的独立性”和“现实的批判性”；第三，中国文化因此并不是一种“批判的文化”，而是一种“生存的文化”。

因为，早在千年之前，那两位影响中国文化甚巨的人物就已经确定：生存当是文化的最高境界。因而，它也就确乎成为了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这是为一部文人历史所证实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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