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回回梦里回达茂，

      双手搂定宝敖包！

这两句是我从《回延安》的开头两句“套”下来的。达茂，是内蒙古达尔汗茂名安联合旗，我们当年插过队的地方。“宝敖包”是我插队的公社和大队：额尔登敖包。额尔登，蒙古语是“宝”的意思。

       6月21日，我携妻子驾车回到了我当年插过队的地方。便捷的公路交通，开车五个小时就到呼和浩特了。当年我们插队时，这是需要在火车上耗费10个小时的。

       到呼市，我们接上了年过五旬的王蒙女士。她四五岁时患了肺炎，当赤脚医生的我住在她家里，四小时注射一次青霉素，给她治好了。这次，她充当了我的向导。多亏有她指路，不然的话，进入草原，还真找不到路呢！

车一过武川，天就下起了雨。王蒙说，你们的到来，给草原带来了降雨。草原旱得很厉害，草没有长起来。我们在草原上几乎见不到绿色，剪过毛的羊群膘情很不好。

       我们下榻在王蒙哥哥的家，地名叫“敖包晋撒呼啦”，是个南北走向的山谷。他的家有羊群和牛群，同时还接待旅游者。房屋很宽敞，也很干净，专门建造的蒙古包式客房，可以同时接待三十人。

       敖包晋撒呼啦的南边就是大井，当年的饲料基地，现在仍然种植着大片的玉米。地边上长着几棵大树，有一搂多粗，是我们离开以后生长起来的。饲料地的西侧原来有一排四间土房，曾经是我们十个知青的家，现在已经变成一堆黄土了。

（上图：当年的知青宿舍，如今已经变成一堆黄土了。）

     大井北边坡上的新房，是羊倌李来福的家，房子是政府出钱给他盖的。他已经认不出我了，但一提名字，他立刻想起来了，一下子说出我们所有知青的名字，问这个问那个，听说已经有两个女生过世，不禁连连叹息。他的妻子香当年是全大队最漂亮的，她婆婆说为娶她，前后花了一千八百元。这个数字当时是富裕公社里一个好劳动力十年的收入！于是我们知青背后给香起了一个外号：一千八。没想到这个外号叫响了，跟了她大半辈子。

     在朝可图，我见到了道尔吉。他今年59岁。他认出我之后，用不熟练的汉话连连说：“许多年了，许多年了！”他家房子比过去住的宽绰多了，政府给他新盖好了房子，他还没有搬进去。在墙上挂的镜框里，我见到了苏米雅妈妈，她已经过世多年了。

1968年11月，我离开了知青点，一人来到道尔吉家。苏米雅妈妈接纳了我，把我视为他家的一员。我待八九岁的道尔吉就像亲弟弟一样，给他理发，牵着他的手，一起去搰拉牛。我在他家住了一个多月，后来阶级斗争升温，大队派两个知青赶着驴车，把我接回了大队部。因为在道尔吉家学会了放牛，察觉到挖“内人党”的不对劲，很快我就离开了“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又去放牛了……

      跟道尔吉告别时，他妻子给了我一包酪蛋子。

我还想见一些人，一些跟我年龄相仿的人，可是他们大都已经过世了，有的只活了五十几岁。草原上倒是没有雾霾，但那里的人并不长寿。

      牧民的生活质量有了很大提高，家家通了电，有了电灯、电视；王蒙的哥哥家自费打了一眼深井，汲水也用电。一合闸，清水便注满了水槽。因为草场是封闭的，牛羊放牧也不用再有人跟着，早晨轰进去，晚上赶回来就行了。马，是给游客骑的，牧民出行，大都是驾驶自家的汽车或摩托车。一些孤寡老人住进了旗里办的敬老院。在那里，我见到了王蒙的妈妈，还有当年我们大队的接生员巧枝子。我在她那里学到了“孕妇脉”。她今年79岁，有些糊涂，记不起我来了。敬老院的条件很好，她们的晚年生活很幸福。

      让我多少有些失望的是额尔登敖包和那道边墙。敖包，是蒙古族牧民祭祀的地方，藏区被叫做玛尼堆。当年，额尔登敖包曾经是草原上的一个明显坐标，一座大敖包，围着一圈小敖包，离很远就能见到它。而今，它几乎被拆没了。倒是许多新建的敖包在大出风头。还有那道边墙，我认为是辽代建造的古长城，我本想照一张照片，给没见过的人看看，但是它好像不愿意出头露面，隐藏在大地上几乎看不出来了！

      离开额尔登敖包，我心里五味杂陈，说不清到底是个什么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