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李志坚同志去世的消息,先是感到很突然,因为在我心目中,他远未到衰老的年纪。对于他的离开,我很难过。
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李志坚已经是北京日报的记者了。在看过他在北京日报连续发过的几篇工业报道之后,学校请他来给我们做过一次报告。我记得比较深的,是他对于闽东电机公司一位改革者的介绍。我正式进入北京日报总编室当编辑时,他已经是副总编辑兼理论部主任了。因为副总编辑要轮流上夜班,和他有了进一步的接触。不久,他调到市委宣传部当副部长,离开北京日报区时,搂着我的肩膀高兴地说:我再也不用上夜班了。那时,他给我的印象是如此的率真。
后来他升任宣传部长、市委副书记,成为北京日报的领导,离我这个小编辑的距离就远了。一次在长安大戏院看戏遇见了他,他跟我握了握手说:“哦,你来看戏!”
我最后两次看到他,是在他从国家体育总局党委书记、副局长的职位退下来之后。一次是在2005年秋天,我地坛公园遇到了正在走步锻炼的志坚同志,上前和他打了招呼。他像久违的老朋友一样和我热情地握手,告诉我他已经不去爬香山了,每天下午来公园走路。然后,他真诚地祝福我:生活幸福!
再一次是晨报创刊15周年庆祝活动上。他很活跃,兴致勃勃地说了好多话。
北京晨报是他在担任市委副书记时决定创办的。那时候,他已经预见到未来北京报业市场上会出现激烈的竞争。
他是一位好领导
北京第一次申奥失败,他指示北京日报发几篇报道。那几篇报到是我牵头组织采写的。稿件见报后他很满意,让北京电视台播出。后来,他组织了一次研讨会,让各方人士出主意想办法:申奥失败了,过年也不让放鞭炮了,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凝聚人心?参加这次研讨的,北京日报是我,北京晚报是苏文洋。现在坐落在央视东门外的世纪坛,就是那次研讨的一个成果。当然,出点子的另有其人。
北京亚运会结束后,他来北京日报看望编辑记者,对我们办的“亚运专刊”给予了肯定,还提到我了组织的几篇稿子。这让我感到很欣慰。说明他对下属工作的一点成绩都很清楚、很看重。
1994年,我因腰间盘突出住院治疗,李志坚同志派了宣传部的两位同志去医院看我,这令我很感动。
他是一位好指挥员
中共十四大召开前夕,北京通州张家湾出了一块刻有“曹公讳霑墓”的石头。李志坚同志指示我们
“炒”这块石头。那时,我是北京日报京华周末的主编。我们足足实实做了几期报道,使这块石头成为了当时舆论关注的热点,以致后来在扬州召开的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上,这块石头也成了中心话题。据我所知,确有人借评说这块石头捞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我却因为没有把这块石头说成确是曹雪芹墓碑而得罪了通州人。但是,李志坚同志的意图达到了。
还有石景山区老山汉墓的开挖,据我所知,也是在李志坚的授意下,新闻界给予了大量的报道,一时吸引了全社会的关注,成为热点。
我的理解是,李志坚同志知道社会生活中需要有关注热点,于是就利用舆论工具,引导大家去关注一些有益无害的话题。我认为在新闻宣传方面,李志坚同志是个有思想、有水平的指挥员。这令我对他很是佩服。
在我担任京华周末主编期间,几次接到他的电话,对他不赞成的做法直截了当提出批评。比如在伪气功猖獗的日子里,我发过几篇揭批伪气功的文章,李志坚打来电话说:“不许不点名的批判某某某同志!”
志坚给我的一封回信
1995年11月11日和15日,香港《星岛日报》上出现了两篇披露首钢有关内部情况的文章,署名是“特约记者宗春启”——当然,这是我是事后才知道的。李志坚同志将报纸批给我报总编辑刘虎山同志,让他问一下我,是否有同名同姓者。虎山同志把我找来,开门见山地问:“你给香港报纸写过稿件么?”我说没有啊!虎山同志当即将载有“特约记者宗春启”文章的报纸和李志坚的批示让我看了。我也感到很震惊。因为我虽然上大学之前是首钢的职工,但是参加新闻工作之后,再没和首钢发生过联系,怎么写出首钢的内部情况?冷静下来之后,我猜出了文章的真实作者。于是我给中新社的我的一位大学同学通了一个电话,对《星岛日报》有人冒用我的姓名表示愤慨,我说我将通过法律手段保护我的姓名权……我的这位同学说,他可以让《星岛日报》出一个证明给我,证明那两篇报道不是你写的。1995年12月,我收到了盖有“星岛日晚报编辑部”公章的证明信。对“误用”我的名字表示歉意。我把这封信寄给了志坚同志,几天后,我收到了志坚同志的回信:
春启同志:……《星岛日报》误用你的名字实在很不应该,你不必有思想负担。《京华周末》办的很有成绩,望新的一年继续努力。
李志坚
12月30日。
我觉得在这件事上,反映了志坚同志对下属的了解和信任,反映了他的工作作风。他看到《星岛日报》上宗春启的署名后,首先想到的是“是否同名同姓”。遇到糊涂的领导,说不定先把我免了职再说!
这事给我的印象太深了。
我知道的关于志坚同志的故事不止这些,志坚同志给予我的关怀和帮助也不止于此。它们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我为再也见不到志坚同志而悲痛!
志坚同志,我将永远怀念你,感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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