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能救人性命，也能害人性命。让我们再举几个例子。

上世纪30年代中国著名女影星阮玲玉服毒自杀，享年仅二十五岁。据说她死前写下遗书，说“我不死不能明我冤”；遗书结尾是这样一句话：“我一死何足惜，不过还是怕人言可畏，人言可畏罢了。”

“人言可畏”，难道不是舆论的压力太大、难以承受之意么？

她的遗言中还有这样的话：“你虽不杀伯仁，伯仁由你而死，张达民我看你怎样逃得过这个舆论”。这个张达民，就是阮玲玉曾经以身相许的男人，有人说他们是正式结婚的，也有人说他们是同居关系。这里的恩爱情仇可以不去管它，笔者引用这段话只想证明一点：对一个人来说，舆论压力之大，足以要人用性命去解脱的。阮玲玉选择了则个方式，并想把这个压力推给对方。

如果说，阮玲玉之死只是一个孤证，不足以说明笔者的观点，那么我们再举一例：

1975年，日本一个名叫针谷的银行分行长，卧轨自杀了。年仅42岁的针谷很有才干，他的自杀缘于舆论的压力。事情是这样的：针谷有一个有残疾的女儿，后来患上了拒食症，死了。针谷被指控是故意饿死了自己的女儿。报界只根据警方提供的材料便抢发新闻，在处理上又加以渲染夸大。针谷有口难辩。警方侦查的结果，针谷是无罪的，然而他已经被媒体主持的“舆论法庭”判处了死刑，他无法承受舆论的压力，最后只能自杀。

事后，《朝日新闻》编辑疋田桂一郎就此事专门做了调查，对包括自家报纸在内的媒体做了严肃批判。他在调查报告中指出：在报道中，警方出于风头主义，按记者需要给事实添枝加叶，而记者只要冠以“据警方透露”几个字，就可以毫不负责地、怎么有趣怎么写，写得煞有介事、有鼻子有眼。结果，一条小小简讯，越炒越大，最后炒作成占据通栏大标题的头条报道。

在崇尚独家新闻的时代，报纸往往不顾被报道者的利益，肆意渲染夸大事实，被报道者不堪舆论重压而自杀的，在日本不止一例。（以上材料引自刘明华《西方新闻采访与写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在当下中国，尽管还没有发现被舆论逼死的案例，然而被舆论害得很惨的事已经不止一两件了。例如，南方某市一位助产士，被舆论指责为“因没有得到红包，就缝合了产妇的肛门”，虽然事后查证她是被冤枉的，但还是备受重压，并且丢掉了饭碗。

舆论如枪，可以杀敌，也可以误伤好人。掌控舆论导向的人，务必慎重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