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部小说，都不能不被作者打上时代的烙印。《红楼梦》也一样。这里且不说作者的思想观点，只说一个法律的问题——作者判断是非的法律标准，来自《大清律》。

第七回，焦大借酒撒疯——

焦大越发连贾珍都说出来，乱嚷乱叫说：“我要往祠堂里哭太爷去。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牲来！每日家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咱们‘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众小厮听他说出这些没天日的话来，吓得魂飞魄散，也不顾别的了，便把他捆起来，用土和马粪满满的填了他一嘴。

为什么说焦大的话是“没天日”？在清朝，奴才辱骂主子，是犯上，根据《大清律集解附例卷二十一·奴婢骂家长》，焦大若是送官治罪，是要判处绞刑的。但是，主子们听见了这些“没天日”的话，却没有把焦大送官。因为他们心虚，恐怕家丑播扬，甘愿“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

第九回，宝玉闹学堂，茗烟出手揪住金荣乱骂，贾瑞忙吆喝：“茗烟不得撒野！”金荣气黄了脸，说：“反了！奴才小子都敢如此，我和你主子说。”

金荣为什么说“反了”？茗烟是奴才辈的，金荣是主子辈的，依据《大清律》，奴才辱骂主子，是要被治罪的。因为有宝玉撑腰，茗烟胆敢“犯上”，不把主人亲故放在眼里。蒙古王府本这里有段侧批：“豪奴辈，虽系主人亲故亦随便欺慢，即有一二不服气者，而豪家多是偏护家人。理之所无，而事之尽有”。此处也是在暴宝玉之非。

第三十三回，宝玉挨打。贾政责打宝玉的理由是：“在外流荡优伶，表赠私物，在家荒疏学业，淫辱母婢”。前一条是“确有其事”，后一条是“事出有因”。这两条“罪状”无论哪一条都不轻。

王府家的长史官一来问琪官的下落，宝玉就害怕了，撒谎说不知“琪官”为何物。因为他非常清楚和一个优伶“相与甚厚”的严重性。果然，当长史官说出汗巾子的事之后，贾政便已经气得目瞪口呆了。接着，怒火中烧的贾政，又被贾环浇了一桶油：

贾环便悄悄说道：“我母亲告诉我说，宝玉哥哥前日在太太屋里，拉着太太的丫头金钏儿强奸不遂，打了一顿。那金钏儿便赌气投井死了。”话未说完，把个贾政气的面如金纸，大喝：“快拿宝玉来！”

贾环这一恶状告得太毒了。母亲屋里的婢女，等同于父亲的小妾。父亲可以把她们赏给儿子，儿子却不能私下染指。如果宝玉真的像贾环所诬告的那样， 强奸太太的丫头，那真离死罪不远了。在《大清律》里，列着不在赦免的“十恶”、亦即十条大罪，其中第十条“内乱”，便包含有“奸父、祖妾”。

得知宝玉这些“恶行”，贾政不发火都是不正常的。于是，宝玉这场灾难就躲不过去了。

在后四十回里，因有御史参奏贾赦、贾珍种种不法，朝廷降旨查抄贾府。本来这里没有贾政名下什么事情的，不料，在贾琏屋里发现一箱子借据、两箱子房契地契，成为“重利盘剥、违例取利”的罪证。这下，贾政这边也有问题了。

发放高利贷，是王熙凤干的。本钱，是姑娘、丫鬟们的月钱。贾府里的太太小姐，每人每月都有一份零用钱，称做分例银子，又叫月钱。丫头们的每月工资也叫月钱。贾母、王夫人屋里的大丫头，每月一两银子；宝玉跟前的大丫头，晴雯、麝月，每月一吊铜钱，一般的小丫头每月的薪水是五百钱——半吊。然而这些钱他们每月不能按时拿到，因为王熙凤拿这些银子放高利贷去了。据平儿说，仅这一项，“这几年已经翻出几百来了”，意思是已经将本钱翻出几百倍了。因为平儿还说，“一年不到，上千的银子呢”，这“上千的银子”自然指的是利息。

清朝允许私人放债，但是《大清律》里对利率有着明文规定：凡民间私放钱债，“每月取利，不得超过三分。年月虽多，不过一本一利。违者，笞四十。以余利计赃。”

三分利，就是百分之三的利。借一百两银子，一个月后还，连本带利，应该还一百零三两。若一年后还，连本带利应该是一百三十六两。不管时间多长，不能将拖欠的利息变成本钱计息。违反这个规定的，要处以笞刑，多收的利息视为赃款没收。

王熙凤放的是高利贷。高到什么程度？第一百零四回，作者通过贾芸的心理活动，透露了凤姐放债的利率：“她……拿着太爷留下的公中银钱在外放加一钱”。加一钱，就是百分之十的利。借一百两，一个月后就得还一百一十两；一年后还，连本带利就是二百二十两！

从贾芸的心理活动中还透露了一个信息：在凤姐的重利盘剥之下，肯定有家破人亡的。抄家时发现的那两箱子房契地契，应该是借债人抵押给凤姐的；到期如果无力偿还，房子和土地就成为凤姐的了。贾芸说：“若说起来，人命官司不知有多少呢！”凤姐不下七八万金的梯己钱里，难免没有沾染着人血。

王熙凤违法的事情不止这一件。作者笔下留情，没有尽皆披露，然而说出的一两件已经够治罪的了。

笔者认为，王熙凤是作者批判的对象之一，是为贵族妇女树立的反面教员。

可以这样说，《红楼梦》里的故事，是以《大清律》为法律依据的。由此也可以从另一角度看出：《红楼梦》作者对清朝的社会制度，不是要反对，而是在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