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按：本来这条稿子可以撤下的，因为不为人们所关注。为何要重新拿出来？因为第二篇文章（即附文）在报纸上发表的时候，编辑把《啼笑因缘》错该成《啼笑姻缘》了，有的网友以为博主弄错给予指正。今重新将原文放在博客里，证明笔者从未弄错。

香山脚下,有一些石砌的碉楼，这些碉楼是什么人建造的呢？

乾隆十二年，居住在四川西部大金川的番人土司莎罗奔作乱，清朝派兵前往征讨。当地番民利用石砌的碉楼与清军对抗，使清军不能取胜。乾隆皇帝翻阅史料，发现清朝初年八旗兵很善于蹑云梯攀城墙与敌人肉搏，现在怎么不行了？于是乾隆皇帝命于香山脚下砌起一座碉楼，选拔身手矫健士兵练习登攀。不到一个月，“得精其技者二千人”，随大学士傅恒前往金川。然而，没等这些云梯兵到达金川，莎罗奔就投降了。乾隆帝认为，“已习之技不可废”，于是，“合成功之旅立为键锐云梯营”。所以，键锐云梯营是乾隆十四年夏天成立的。

在建造键锐营驻地营房的同时，乾隆下令仿照金川地貌，依山建碉。正黄旗、正白旗、镶黄旗各建九座，其余五旗各建七座，加上八旗印房四角各一座，总共六十七座。也就是说，除了一座是建于乾隆十三年的，余下六十六座均建于乾隆十四年。建造这些碉楼，不仅为了纪念金川之役的胜利，更主要的是为了练兵。十年之后，键锐云梯营在平定准噶尔回部叛乱和第二次平定大小金川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后话。

建造这些碉楼的，是从金川俘虏来的番民。乾隆皇帝在他的《番筑碉》诗中说：“俘来丑虏习故业，邛笼令筑拔地高。昔也御我护其命，今也归我效其劳”。乾隆称这些番民是“丑虏”，形容他们椎髻环耳，肤色黝黑，嗜酒食肉。俘虏中还有不少妇女，“其妇工作胜丈夫”，可见是跟着丈夫一起被虏来的。

番人，就是藏族人，清朝一般称做“土番”。《红楼梦》里贾宝玉胡闹，让芳官剃了头发扮成男妆。芳官说：“你就说我是小土番”。

“土番”这个称谓，唐、宋、元、明，一直沿用，也作“吐蕃”或“西番”。《旧唐书·吐蕃传》：“吐蕃，在长安之西八千里，本汉西羌之地也”。《新唐书·吐蕃传》也有类似记载：“吐蕃，本西羌属，盖百又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

吐蕃的蕃字，字典注音为“拨”声，其实不对，还是应该念“翻”声为是。据《旧唐书》所载，因为这个民族“以秃发为国号，语讹谓之吐蕃”。

    遥想当年，六十多座碉楼一起建造，所需人力至少要上千人，说明当时来京的藏民人数可观。有清二百年之后，那些藏族同胞已经融入北京人之中了。

附:    当年番民今何在?

   写完《香山碉楼何人造？》之后，很想知道当年修建碉楼番民的下落。于是拿起电话请教笔者的一个老朋友——海淀文史专家严宽先生：香山脚下可有藏族同胞？严宽先生说：有，演武厅西，小营山上，曾经有一个“番子营”。“番子营”的居民就是藏族。

严宽先生说，民国年间，写《啼笑因缘》的张恨水来香山一带游玩，发现了小营山上的“番子营”，居民的服饰、民风、生活习惯与当地居民迥然不同，于是写了一篇游记在报上发表。小营山上的“番子营”遂引起新闻界和学术界的关注。然而当时得出的结论是：生活在“番子营”的居民是苗族人的后代。“番子营”的居民自己也说是苗族。直到“文革”前，每年民族学院的苗族学生还来这里联系同胞之谊。

“文革”后，有一个叫邓光辉的年轻人来小营采风，了解到“番子营”的“苗族”同胞中保留着一种古老的民歌，歌词无人能懂。年轻人用录音机录下了一首名叫《阿冻国》（音）的民歌，请懂苗族语言的专家来听，却听不懂，说不是苗族人的语言。严宽先生说，这位年轻人找过他，也请他听这首歌的录音。严宽先生模仿其声，用同音汉字将歌词记录了下来，并建议这位年轻人去请教懂藏语的人。果然，藏语专家听懂了，原来这是一首藏语歌，歌词大意是：“金川啊我美丽的家乡，我时刻怀念你……”这样一来，“苗族说”被推翻了，证明这些人其实是藏族，也就是乾隆年间从大小金川掳来的那些番民。后来，中国社科院一位民族学家也作过研究，结论也说这些人是藏族。

严宽先生回忆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晚报副刊登载过一篇介绍“番子营”的文章。笔者找来李凤祥先生编的《北京风物游览典故》一查，果然有一篇六百字左右的小文：《香山的藏寨》，作者方兴。文中说，“番子营”的居民来自金川，是乾隆四十一年，清军平息大小金川叛乱时抓回无辜藏民，原有二千人，大部分被杀害，只留下189个能歌善舞的，在香山集中居住，称“番子寨”。并说，这些人的后代一直过着被歧视凌辱的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获得新生。根据这篇短文，好像这些藏族同胞的先人与修造碉楼无关。不过笔者认为，他们应该是碉楼修建者的后代。

严宽先生告诉我，“番子营”的居民最初只有四十余户，清朝同光年间发展到三百户。后因生计艰难，村民纷纷出外谋生。1963年，留在“番子营”的33户居民，全部迁居到山下门头村。现在还能找到二百余人，姓氏有萨、郎、杨、龙、伊、阿、白、张等。他们仍然自称是“苗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