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朗版《望春风》

    我经常在想，1940年，邓雨贤先生迁居到乡下后的那四年，是怎么生活的呢？在那所叫做“芎林公学”的小学里，在安静和清贫中，他是如何度过他最后的时光的？
    暂时看不到他的传记，而所有关于他生平的资料里，都只是简略地提到那四年，那简单的几行，也充满着“凄苦”、“疾病”、“营养缺乏”的字样，只在他的年表里，可以看到，那四年里，他和妻子屡次搬着家，在小学里教着三年甲班、四年甲班，月薪由47元升到54元，而后又升到了57元，每年年底，还会因为“事务格外认真”，获得奖金90元，在他去世当日，还获得“事务格外认真奖赏210元”，大概已经相当于一笔抚恤金了。
    而在此之前，他曾是书香世家的翩翩公子，祖父辈里出过三名秀才，父亲也是学府里的中文教师，他更是顺利地从师范学校毕业，又辞职去日本学习音乐，学成归来，因为无法发展音乐事业，为生计计，只有暂时在法院做通译员。
    而1932年，由上海“联华影业公司”拍摄、阮玲玉主演的电影《桃花泣血记》在台湾放映，片商临时招募人马创作的同名宣传曲唱到街传巷闻，单曲黑胶唱片销量也不错，食髓知味后，本地电影《望春风》随即于隔年问世，以贫少女与富公子的恋爱悲剧为题材，由当红明星陈宝珠主演，片尾照例要有一首歌，唱片公司负责人认为那应当是一首台语歌，于是找到李临秋作词、邓雨贤作曲，于是有了那首《望春风》，据说，李临秋词作的意念来自于《西厢记》中的“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少女偶见美丽少年，满心都是“拟将身嫁与”的念头，惴惴的，夜里听见风声，也当是人敲门，急迎出去，只见月亮将四下里照得一片雪亮。
    随后，很快又有了周添旺作词、邓雨贤作曲的电影歌曲《雨夜花》，台湾民谣，在那之后，不再只是沉默中最单纯的喜悦或者呼喊与细语，也不再是自生自灭的了，他们让民歌承担了比“喜悦”、“忧伤”、“呼喊”、“细语”更多的东西。那些流传后世的台语歌，都是在这个时候纷纷出现，其中少不了邓雨贤作曲的那些歌：《小雨夜恋》、《月夜愁》、《四季紅》、《雨夜花》、《春宵吟》、《黄昏愁》。
    好景不常在，“ 乱世来敲门了”。战争爆发后，报纸上的中文作品被禁了，乡村里教授中文的私塾被迫关了门，台语歌不能再唱下去了，邓雨贤先生的歌被填上了日文词到处招摇。
    他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写不下去了吧，很快才情枯竭，陷于无边的苦闷。既然写不下去，生计自然也成了问题，次女也在那一年因急病死去，他终于决定远远地离开，和妻子一起搬到乡下，谋得教职，在青山绿水间，在孩子的书声中，在贫病交加中，度过了最后的四年。
    而他从发病到离世，不过几天而已，这样仓促离去，药物的匮乏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大概像陈丹青在《凡·高的最后岁月》中所说，这些强烈的天才，之所以不愿意绕过那些生命和创作上的危机，是因为“一种罕见的对于自己的诚实”，他已经“不再喜欢他自己了”。从他的歌被扭曲成别的样貌，从他不得不因为才思以外的原因一次次中断创作开始，他已经不再喜欢他自己了吧。音乐是他的另一重生命，这一重生命既已中断，现实中的生命也就危若琴弦。李临秋和周添旺的封笔，大约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他在1944年离世，没能看到遗腹子的出生，更没能看到后来。后来，他的歌继续被传唱，传到所有有中国人的地方，《望春风》有了无数个版本，陈一郎，陈雷，齐秦，陶喆，张杏月，王磊，李碧华，邓丽君，都曾经唱过《望春风》。而八十年代，由北京电影制片厂和香港振业影业公司合拍，谢雨辰导演、体操王子童非主演的电影《望春风》，也是用他的《望春风》贯穿始终，电影中人家破人亡之际，幸存的老幼走在落日中时，远处便遥遥有把口琴，吹着《望春风》。
    我最喜欢的，是Kenny·G萨克斯版的《望春风》，深夜里听着它，萧红的《小城三月》、孙瑜和阮玲玉的《故都春梦》、费穆的《小城之春》一个个排着队从眼前走过，一个“春”字，怎么说也说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