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松落·怒河春醒

那些生活里的赘疣、浮华，都可付之一笑

                               ——笑读《警察与新赞美诗》之后……

                                                                                 李庆林/文

《警察与新赞美诗》平放我办公桌上，有同事斜眼瞥过，问我“笑眯眯杀手”何方神圣？我不假思索答道：一位刑警大队大队长。我这样回答同事的好处在于：他会立即戛然而止，不再追问。谁会不厌其烦询问一个警官为何写书？尤其在我们这样一个国企里。

我已读完全部，《警花》、《牛肉面事件》、《前“福尔摩斯”》、《搞文艺》、《跳墙记》、《27个塑料袋》等篇幅里个中人物还在我脑袋里挥之不去时，我怀揣我家户口本赶赴西固福利路派出所。我去给我已过世的父亲销户，派出所的女户籍警一脸深沉并一丝不苟地受理办理着……我想起父亲过世第二天，邴哲（即“笑眯眯杀手”）和韩松落匆匆赶来凭吊。我想起今年的那个1月19日格外寒冷。我想起邴哲替我向远在杭州的张海龙兄弟报丧，海龙遂电话打来，真切宽慰，古道热肠。我想起此后至今，直至这本书的问世，整整过去了一个春天和一个夏天。

他首先是一位与儿子形同“哥们”的好父亲，那些“家有男丁”系列绝不是一张嘴说说而已，那是颇有心得的教育体验。专栏作家是他自称的第一身份，在我看来，他叙述习惯中的“这样弄弄，那样搞搞”已可独自成为“邴氏幽默”。虽然《警察与新赞美诗》中一些篇幅我已在论坛BBS或《新京报》电子版上读过，可是，我仍以一份狂喜的喜剧心情，认真并笑呵呵地重新读完，他省却了鲜血、枪炮与匕首，脱下神秘长外套，很干净很干练的口吻，一本正经讲故事，你甚至会在他故事中额外的插科打诨里笑出声。当然，他赖以生存的职业是一名警察，但我和张海龙都曾一致认为：他是最不像警察的警察。他对户外运动的垂青和投入，甚至可追述到多年前。按他的话说，他也爱弄弄摄影。他无数次奔赴阿干镇，拍下那座“死城”的细枝末节。他还喜欢足球，虽然肯定跑不动了，但还是在几天前的一次小型聚会之后，面对体重和体型都看似大他一倍的我和李文举说：我现在带球过你俩应该没问题！

现在说说文艺老青年邴哲兄《警察与新赞美诗》这本书。从表层意义上看，他在书中《看风景的人》一文里已然道出真相：“警察也是一般人，会哭会笑。”实质上我这样理解：会哭会笑，才是人性根本。借“警察故事”说人性，借“警察故事”说冷暖，毋庸一语道破，无需引经据典，喜剧成分里的一个中庸者就站在我们面前。他笔下的老张、张大队长、老黄、“前福尔摩斯”的假模假式、“枪迷”老孔、潘联防、老肖、老用、老秋等等一大堆血肉饱满的警察或协警人物，就站在我们面前。书中诸多人物，甚至都可以用描述“老秋”的那句话涵盖之：“看加里森敢死队的时候一直在冷冷地笑……”他笔下诸多人物大都在孤芳自赏或自以为是的心态下玩出一些黑色幽默，这就是人生，如同一场场跑堂，一个一个邻家大哥粉墨登场……

这些人物与这些事件，大都与黄河穿越而过的这座城市接壤——兰州。譬如《27个塑料袋》的故事，我最初听到的是张海龙的讲述，说浙江那家伙自言，要不是来兰州杀人也不会被抓。呵呵，这座伟大光荣的城市，两山夹一河，纵贯狭长，任你多大能耐？最终肯定难逃，因为你不了解这里的泥沙俱下。不信你爬到皋兰山上试试，哪怕坐在白塔山上，向下眺望，犹如看全景照片似地俯瞰整个兰州，整个的生活。这里的喜剧性就在于：一览无余的同时，你可以思考和反省那些琐碎偶然的东西。再譬如：笑眯眯杀手就站在那，他做到了。

《警察与新赞美诗》的难得之处是一种宽松和宽厚态度，因为带给了我们笑声。我体会到，笑声比任何东西都更能保持我们的均衡感，并始终提醒我们，我们都是凡夫俗子，没有人是完完全全的英雄或彻头彻尾的恶棍。邴哲还告诉我们，我们一旦忘记了笑，看待事物反而会失去分寸，或者，丧失现实感。我们有时会在他书中感觉一种魔幻，这丝毫不夸张，我们每日沉迷的这座城市，的确很魔幻。

至少我体会深深。至少邴哲式叙述还给我一份浓重印象：他赋予故事行为一种口语化与书面化的对称和精到。用兰州话说，他讲故事讲得很干三！那些无论警察无论平民无论何种身份的人和事，那些拉杂琐碎，甚至那些我们现代生活中疯长至极的危险赘疣、浮华、潜规则、惯例、乏善可陈的“善举”以及阴郁乏味的庄重，所害怕的莫过于一阵笑声，因此，都可付之一笑。的确，邴哲兄以一份难得的喜剧精神关注了那些已被公认的模式里的人和事，但他更强调那些模式下咄咄喷涌的奇异、怪癖以及越轨，你还认为那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固定模式？套用某铁路部门官员的语式：不管你笑不笑，反正我笑了！

请允许我引一段卡夫卡的话讴歌我的朋友邴哲兄，并讴歌这本值得一读更值得一笑的《警察与新赞美诗》：“这是一种观察远处一群人移动时的那种目光。不间断地伴随着这种长时间的目光的是一种难以捉摸的微笑。一会儿像是嘲讽，一会儿又像是恍恍惚惚地沉浸在回忆之中。”

                                         2011年10月30日。

    平日里，一个人，有时长久地呆地书桌前，累了，会在夜幕真正来临、路上车辆稀少之时，开车夜行。

    常去灵隐一带，那处气场好，静谧之中有股清明之气。有时也开的远些，就去梅家坞方向，两边的树长得茂密，色彩丰富，一路都能闻到茶叶的清香，风景很美，野趣也足，最重要的是，少有车辆。这天，因为这迷人的秋景，起了兴致，走的更远。从梅家坞拐出来，走之江路，进了九溪。没有行人，没有车辆，一路前行，经过山谷里的理安寺，翻过了杨梅岭，往右拐下满陇桂雨，走杨公堤回家。

    进家门时，我在沙发上坐下，在成堆的没读过或没读完的书中，找到了这本《怒河春醒》。

    已是深秋，在漆黑幽深的九溪的山谷中开车前行，两边都是高而修长的榉树，头顶是交错庞杂的黑压压的树枝，周围全是白而斑驳的树杆，没有任何声音，景致诱人，只属于你一个人，就你一个，让你不知身置身何处。路并不宽阔，黑幕带着潮湿和不可见的神秘，极厚极浓密地将车子团团包围。开了大灯，亮处之外仍是无法穿越的黑。这条路第一次走，陌生而恍惚。就如一条隧道，长长的、幽闭的、狭隘的，没完没了的，但你相信，那个一个明亮的出口就在前方等着，因为这个出口，你才有力量抵销眼前的所有黑暗。我的脚一直在油门上，那么漫长。幽灵开始生长，就躲藏暗处，在车尾，在车窗外，在车子的座位底下或者就坐在驾驶室旁边的座位上……也不知开了多久，车灯处出现了一幢黑瓦白墙的房子，屋内有灯光，灯光下有人影闪动，尤如聊斋里苦读的书生。

   松落的《怒河春醒》，就在这样的场景里，突然闪现。车子再往前，我看到了院角停放着一辆红色的汽车。车子的出现，让人松了口气，因为聊斋里没有汽车。这是杨梅岭的村口，我穿过两边都是房舍的杨梅岭，人间浊气一下子扑入鼻前。

   在客厅里，我翻开这本不久前读了一半的书，继续在松落的文字里前行。沉浸于他的文字之中，才能真正地明白，方才在九溪的幽谷中，何以会想起他的书。然后，就读到了其中一篇《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读完这篇，我放下了书本。就这样短短的一篇，足够今夜或者明夜消化。

   我极需要做的是，好好冲个热水澡，然后安静地躲到被窝里去。我知道，并且相信，总有明亮会闪在漆黑的暗处，让人得以前行。

                                                         2011。11。18

                                                                            城西

他推开河流，在对岸吟唱

                                                                             ——读韩松落《怒河春醒》

                                                                                 李庆林/文

最初阅读到韩松落的文字，是在2001年《兰州晚报》“新龙门客栈”上一个叫“玫瑰纹身”的专栏。他的那篇《旧闻》当时赫然在目，我读了好几遍，联想最多的是爱伦·坡的小说《猫》。有幸在《怒河春醒》中又看到该篇，权当咱“新龙门客栈”的荣耀。

第一次见到韩松落本人，好像是2003年或者2004年的秋天。他，不太说话，眼睛很大，是给我的第一印象，并且诚如他在这本书里所言“很少说话。把渴望，秘密，痛楚，都藏起来，只让文字泄露一点点……”。之后，兰州傍晚的街上，我和他快步如飞，我们共进晚餐，却不记得是哪家餐馆。再之后，他有一段时间主持《鑫报周刊》，我在里面写“大厂故事”，然后，然后他可能离开了兰州……应该是这样，这就与他书中的叙述相吻合，并能与我的记忆接上茬，2006年，他离开，2009年，他回来。

《怒河春醒》之所以像一块磁铁吸引住我，是因为《长河》、《病》、《钢铁工厂》、《青春元年》、《晚祷Ⅰ、Ⅱ》、《农场故事》、《草地之歌》、《我十三岁的第二十天》、《狂乱》、《沉默许久后，重新开口》、《深深深呼吸》、《虹》、《离别在一九九六》、《心是孤独的猎人》、《兰州，最后一曲蓝调》……诸如此类，焊接住我的眼球和灵魂。我惊讶于他摊开双手探寻生世密码，惊讶于他的早慧，惊讶于他的文字组合那样密不透风却又干净利落，惊讶于他把自身与一个城市的命运链接叙说得那样动听流畅，惊讶于他青春的面庞与他叙事老道的矛盾结合，惊讶于……我在《长河》里似乎找到点答案，他说“男人在三十岁就显得苍老，孩子在拼命长大。”

拼命长大后，历历往事徐徐成为一些元素——小舅舅，舅舅们，病，花和草，河流，妈妈，姥姥姥爷，爷爷奶奶，音乐，死亡，幽闭，80年代，于田农场，疯子，电影《原野》，小城，小镇，夏管营，梦境……那么多河流，于田河，策勒河，甚至黄河，成为了韩松落身上纵横交错的血管。他在追忆妈妈的同时，也在推开这些河流，他在探寻命运密码，像保罗·奥斯特《神谕之夜》中的叙述者热娜维耶芙。妈妈、爷爷、奶奶相继离去，他身体里的大陆也跟着流失，他述说他姥爷捡拾荒砖的余生，甚至让我想到电影《小城之春》里的戴礼言。卑微话语权的穷人们，也同样是我的父辈们，他湖南人，我江苏人，同样遭遇过幼时被大人捏着鼻子或弹着脑门说：“这个小南方！”

韩松落的故乡实际上应该是新疆，是于田农场，那些亲人，也是他母亲的朋友们，质朴，贫穷，粗俗，卑微……庆幸之处在于，韩松落非常懂得留下什么，摒弃什么。他不动声色地长大，始终观察，哪怕微乎其微，一草一木，当生之伴侣。他从海边回到兰州，回到榆中，回到夏管营，回到母亲当年的生存场所，权当栖息地，怀想以及行走，朗诵以及会友，电影以及专栏，退壳以及成蛹……他在《深深深呼吸》里委婉吟唱：“鼻腔里却好像闻到了春天的味道，一股强烈刚健的风，带着各种植物萌芽时候、开花时候的味道，河水破冻和泥土被挖掘的味道破空而来。此时此刻，我把全身打开，暂时苏醒，暂时心醉神迷。”这就叫怒河春醒，或者权当“怒河春醒”的注解。

然后，他必须推开河流，在对岸吟唱。

我从傍晚7点到夜里11点半，一口气读完《怒河春醒》全部文字后，突然想起不久前我们的一次小型聚会时，李文举对韩松落说的一句话：“松落文字的节奏太好了！”同时我想起塞林格以及《麦田里的守望者》。塞林格这样开头：“……你想要知道的第一件事可能是我在什么地方出生，我倒霉的童年是怎样度过……”而韩松落的叙述更加柔软和温暖，他写道：“还比如，小学二年级，爸爸似乎心情特别好，一定要带我去书店买书……”这里有质的不同。我相信对于人生而言，韩松落的回忆既不狂欢也不颓废，更加像一凝目端望的思考者，更加平静，更加舒缓，更加息事宁人，更加厚积薄发。

他做到了，推开一切注视，推开仍然生长的河流……

好了，送上博尔赫斯的几句诗词，不仅送给《怒河春醒》，也赠送于我们这一代左不左、右不右匆匆长大的中年人：

苦痛。

最高处，山在行走，

土黄色的人们在最低的罅隙里湮没，

命运扼住这些人的灵魂，

在夜的池塘里他们浸洗小小的希望。

                                        2011年11月2日。兰州家中。

  流行风暴需要解读者

                                     文:马家辉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台湾社会高速转型，门户开启，资本翻腾，欲望疯转，各式各样的时尚商品此起彼落，大家看得目不暇给、目不转睛、目瞪口呆，那是狂喜的年代，亦是迷乱的时代，难免令许许多多的人在心底涌起焦虑；这有点似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里首章首节所描写的状况，“由于天地初开，许多新生事情皆未命名，当人们想去述说，还得用手指指点点”。

　　那时候我在广告公司负责创意文案，某天，跟女上司午饭聊天，她忽然说，咦，家辉，你是港仔，香港早已进入消费社会，脚步比台湾走得更前，为什么你不把自己的经验和观察写成文字，替台湾读者解读、诠释、窥探潮流时尚的蛛丝马迹？写吧，写出来，肯定好看。

　　在她的鼓励下，我开始书写时尚观察，企图替开始迈入消费社会的台湾读者提供潮流索引，这便催生了《都市新人类》和《流行学手记》这两本结集，如今早已绝版，买不到了；即使买到，亦过时了。社会变得总是太快，总是比任何解读、诠释、窥探更快。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弃绝解读、诠释、窥探，而是，刚相反，我们需要更多的人不断去做更多的解读、诠释、窥探，唯有如此，我们才有办法在流行风暴里过得稍为安心自在，找得消费享受的 make sense之道。

　　我正是从这角度来读黄佟佟的《傲慢即偏见》。在这本刚现身的新书里，她谈女人，也谈男人；她谈男装，亦谈女装；她谈外表，更谈内在；她谈绯闻，也谈丑闻；她谈床上，兼谈床下；对于人间万状，她几乎无所不谈，而在男男女女与八八卦卦之间，她解读，她诠释，她窥探，因此她其实是有意无意地同时为男男女女与八八卦卦之外的中国社会宏观变化提供了属于自己的一组答案和愿望。相对于台湾和香港，大陆算是较慢进入消费时代，但如同台湾和香港，在这样的时代里，必然也必须出现像佟佟一样的“解读者”，好让我们在众声喧哗里设定自己的位置，然后，快乐地，各安其位。

　　黄佟佟的解读，纯属个人，信不信由你，故当然可称为“偏见”。 但我猜她在文字以外的性格总不至于傲慢。因为她在后记里竟然逐一点名感谢曾在写作路上对她有所提携的编辑朋友，懂得感恩的女子，必然是谦卑的女子；我从未见过黄佟佟，不知道这猜测对不对，或许，总有一天，见到了，我便知道，我果然没有猜错。 

　　是我，我相信她是一位善良的住在广州的女子；我真的相信在“八卦界”之中，亦有善良的人。

http://gzdaily.dayoo.com/html/2011-10/18/content_1502745.htm

谢谢马老师,谢谢泊明老师代为牵线......

在悲悯世人的同时，也要悲悯自己

——读韩松落《怒河春醒》

文/西北天狼

就像是小时候玩的捉迷藏游戏，韩松落总是扮演一个隐藏者，他一边希望不被人及早地发现，一边又期待着尽快被找到。一个内心紧张的孩子，他在体验那种幽闭独处的快乐时，他发现了周围蛰伏的危险带给内心的恐惧，也发现了四周蔓延的青草、透过树枝的阳光和身体本身的温度带来的温暖。

韩松落无疑是敏感细腻的，一个细微的伤害也能让他浮想联翩，使他过早地去探寻并面对了人性悲哀和残酷的一面，这让他忧伤，也让他觉得一种无能为力的思想上的不安。但韩松落并没有放大这种伤害，而是在体验中获得一种感官和精神上的疑问，一种对时间流逝的焦虑感，一种梦境无处安放的漂浮感，一种对生命的质问和对自己的审视。他慢慢发现，他可控的世界越来越小，越是在空旷的原野，他越感到不安和紧张，只有在幽闭的树林里，他才能感到自由的呼吸。一种无形的强大的东西笼罩着他，起初，不知道这是什么，但后来，在他与之周旋相处中慢慢变得清晰可触。这些无形强大的东西在包围、侵入他的同时，也成就了他，使他成为了一个精神上的强大者。

我一直觉得，在文字的世界里，韩松落似乎已经和人性悲哀面、挫败的折磨甚至内心的痛苦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他的很多文字都是关于内心欲望和需求的平衡。年少的不安和紧张并没有离他远去，青春期的梦尽管被他理智地埋葬了很多次，但它并没有消失，那些至今没有给出答案的问题，那些从来就没有被满足过的欲望，总是以某种更狡猾的方式重现。而写作使他试图弄懂这一切的努力。

韩松落在现实生活微小的细节中体察着生命，文字是对他脑海中的恐惧、挫败、好奇心、白日梦和无法实现的欲望在现实中的和解。他忧郁但充满温情。他将我们带到一个诡谲的世界中，然后置身其中，带着无限的悲哀、沉重和疲倦。在这个世界，每个人都无法做一张纯净的白纸。我们一直都想把一切做得更好，结果发现我们只不过是一直在扮演自己的影子。希望，希望，希望，最后什么也没能阻止住它的破灭。

韩松落的才华在《草地之歌》中得到了充分展示，我至今还能想起六年前最初读它时的那种兴奋和惊诧。《草地之歌》带给我们的不只是意象密集的清新优美的语言，还有一种未经雕琢的思想，质地坚硬、有棱有角地呈现出来。我一直认为，《草地之歌》是韩松落自己的圣经。

任何好的写作都是靠记忆和对记忆的梳理来完成的，韩松落在完成他对记忆的书写之时，他脑海里浮现出的不只是曾经真实发生的事情所在的特定环境和状况，我认为它更是一种气场，他或仍置身于其中，或已经脱身而出，逃到很远的时候在回望，甚至他还面对着一个曾经的韩松落，他们对视，在怜悯世人的同时，也在怜悯自己，“满心有凄凉的温柔”。

在兰州这座本来不着调的城市，由于黄河的存在，也有了自己的旋律。韩松落熟悉这座城市，他能在这座城市鲜为人知的某个角落找到拥有某种旋律的人和事。他知道，暗潮在城市涌动的同时，一些明朗轻快的浪花也在跳跃着前行。这座城市带给他的，更多是不确定的东西，像浪花一样美好，像浪花一样短命，像浪花一样，一波一波的人，一波一波的事情。那是“我们共同的河流”，你这么给我说，那是一条怒河，在春天醒来。

然后，一发不可收拾。

河流的另一生世

张海龙

什么是怒河春醒？

韩松落用这样缓缓流淌的长句子作答：如果你在南疆，经历过漫长的冬天，然后，有一天，空气里突然有下雨后的味道，河流里有巨大的冰块和雪山融水一起流过——经历过这些，就会懂得“怒河春醒”。

而我的语速更急，照我理解，怒河春醒就是河流的另一生世，是河流跟自身的冲撞与和解。那原本是北方繁星照耀下河流冰封复又解冻的日常地理，就是冰河一寸寸开裂消融，是北方大河逶迤前行的盛大节日，是一个人的鱼龙混杂与泥沙俱下，是他自己的破冰之旅与呼啸奔行。然后，从此浩浩荡荡，奔流至海。

所以，我并不能同意网易上如此描述韩松落和他的《怒河春醒》——“哪个年代也没有八十年代的曲折别致，风华盎然却悲哀决断，充斥着诸多禁忌，阅读、身体、欲望或理想……特别在煎熬幽闭的大西北，这种“苦难”足以让你沦为生活麻木的看客。历经苦难的70后作家韩松落在线与你聊欲望禁忌的西北岁月，如何正视痛苦。”

上述这种说法过于通俗并急于找出卖点，反而忽略了韩松落内心的敞亮与狂野。让人只顾着寻找他被禁止的欲望与痛苦，却忘了西北大地虽煎熬却不曾幽闭，忘了这个最善汇聚细流成江河的家伙早已悄悄壮大，裹挟着曾经柔弱的自己劈头撞入春天，然后长笑着醒来。

是的，他并不总是忧郁，他有时会表现出一种清澈跳动的激情。他从来都是文艺骨干，作过主持人、播音员、团委书记和工会干事，他能唱会跳也曾和朋友们喝酒到天明。他的天性如同河流，被理想与现实的两岸挟持，沉默下行。但在北半球，因为地球自转离心力，这条河流更偏向于理想的左岸，也总刷下更多左岸的泥土。世事总是如此，你热爱什么也就更多地损伤什么，你占有什么也就被什么占有。

我最初知道韩松落，是看了他在《兰州晨报》上一篇写疾病的文章。文中有个场景至今还记得，是说邻床病人凌晨时分没了，自己醒来时还能看到那床上留下的人形印记。我被这样细节打动，记下了“林淡秋”这个他最初用过的笔名。再之后，是看到颜峻帮他在《兰州晚报》副刊上发的那些文章：《阿克塞尔·彼得森》、《萧红》、《史蒂文斯》、《东山魁夷》、《怀斯三代》、《塞林格》等等。我看了之后就想，他写的每个人身上几乎都有自己的投影，他一个人就拉出了这么一支队伍，他找了这么一大堆灵魂上的同伙意欲何为呢？

很久以后，我们熟识了，我才知道，他在写这些“同伙”的时候正身处偏僻山村。他的工作是养路工，每天的工作内容是运送十二拖拉机的沙子或者石头，是掘进清理一百二十米边沟，是油漆三公里长的沿路树干。在那里，他如此孤绝，他需要从那些稀奇古怪的名字里面去找自己灵魂上的“同伴”来作支撑。这就好比一眼最初的泉水从地缝中艰难涌出，慢慢地积满一洼石窝，与从天而降的雨水抱头痛哭，却是在以泪水庆祝这难得的相逢。

所以，看似“弱者”的他其实在生活里有种执拗的强硬。比如，自从听说写一行诗只能挣一毛钱稿费以后，他就再也不写一行诗了。他对“谋生”有着格外的敏感自觉，他一直在努力地工作，为书商写稿，不停地开专栏，有计划地买房子。他有很好的生活能力，自己做饭洗衣做家务把一切打理得井井有条，发觉身体不适后坚决远遁唐山寻找健康生活，后又回到兴隆山脚下过着隐者一样的规律日子。也可能，他的“弱者”气质反而催生了他的对抗性，光看他给自己起的书名都能看出那种决绝的爽利劲儿——《为了报仇看电影》、《我们的她们》、《怒河春醒》、《生活深处有种野蛮的力量》。显然，这条在荒野中慢慢壮大起来的河流自有其力量。尽管高尔泰曾说“兰州是一个在美学意义上荒凉得可以足不出户的城市”，可也正因其荒凉反而促成了此地精神生活的勃然生机。

他在一篇文章中曾经这样交待我们的交情——“我们开始是编辑和作者，是朋友，后来，是上下级，是同一个专栏版面上的两个作者。他带我认识这个城市里的作家、诗人、画家、无业游民，看画展，去那些奇怪的酒吧和聚会。我的世界，在2001年渐渐打开，在顶楼小屋写作的那些日子，常有风浩荡地从窗子里穿堂而过，我常常没来由地想起‘好风万里’这样四个字。”

十多年前，我是韩松落书中这些文字最初的编辑，它们被编排在《兰州晚报》一个叫“新龙门客栈”的专栏版面上，一个字也不曾删改。正是有了这些蚁群般黑压压勇敢向前的文字，这个版面吸引并影响了那座城市里的许多人。

因为我帮他将那些文字呈现在报纸上，他称我为“扶他上马的人”。这个称呼让我感慨不已，其实，我们在一起更像彼此烛照的关系：我比他更混浊散漫一些，更旁逸斜出一些，更貌似男子气一些，他却比我更清澈有力，比我更专注持久，比我更敏感更明确方向。

卡夫卡说，一本好书要能像利斧一般，劈开我们心中那冰封的大海。

他没有利斧，而是把自己化作万劫不复的河流，这河流便成了武器。

他在书的扉页上写给我说：河流是一座城市的幸运。我知道，那确是我们共同的幸运。因为河流是一座城市地理心理上的开怀与贯通，是地理性格上的润泽与丰盛。它使得城市难得闭锁，让与这河流有关的城市都缔了盟约。

有时，我在想，松落的身上有一种让人依赖的“河流”品质：沉默、温顺却坚决。所有这些朋友之中，只有面对他才会有种真切的倾诉愿望。我一厢情愿地相信他自会理解我的所有慌乱与颓唐。印象中，那条大河从城市中间纵贯切割而过，将兰州切成两半。我们总是站在此岸远眺彼岸，我们总是站在今天回望过往，这河流就是我们的“另一生世”，如沃尔科特在同题诗中所写——

二十年后，

一个男人就已活到了一半，

那下一半是记忆， 

而上一半，是迟疑，

是本该发生的

却从未发生，或者 

是本不该发生的

却与别人发生了。 

案，从本月开始，要给南方周末写个季度书评，活生生的给拖上马。。。今天见报。

文中提到的《病夫治国》，写的时候还凭记忆写的，前天晚上在旧书店竟然撞见了，说竟然是因为这本是我上次清掉的书，，，也算书缘吧！

从自己的故事讲起

戴新伟

在我电脑上方的书架上两位诗人紧紧挨着：瑞典的特朗斯特朗姆和叙利亚的阿多尼斯，前者在一周前胜出，获得了今年诺贝尔文学奖；近年阿多尼斯在诺贝尔文学奖博彩名单的排名也很靠前。这排书架上放的是重读之书，特朗斯特朗姆的诗集是南海出版公司李笠翻译那本，位置有限，河北教育版和黄礼孩“诗歌与人”版都没挤得上。不过，也有“重复建设”，比如1957年获奖的加缪——河北教育出版社的四本精装全集、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四本精装全集都在，而且最近还堆上去三本“加缪文集”：《局外人·西绪福斯神话》、《堕落·流放与王国》、《反与正·婚礼集·夏天集》（译林出版社2011年6月版），这套加缪除了是以作品而非作品类型分类、作品数量少之外，译者也不是多人翻译而是 郭宏安先生一人。加缪的文章，尤其是他那些散文和政论行政的随笔，我常读常新，而郭宏安先生的文章，十年前读《贝壳留住了大海的涛声》，一窥翻译家的自我面目，何况最初读《鼠疫》、《局外人》就是他的译笔。“加缪文集”还有一本“配套”书《阳光与阴影的交织：郭宏安读加缪》（译林出版社2011年6月版），从书前作者的作品简介来看，除了加缪，我只读过很少的几本，但意外地发现郭先生的译著中有《病夫治国》，我读的是新华出版社八十年代初的“内部发行”，译者署名“何逸之”，一直纳闷这是当年哪位尚未解放的牛鬼蛇神，否则怎能译得那么冷峻。事实上署名“何逸之”翻译的《病夫治国》及续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曾重版，我因见网上说是删节版，没有买。

我还记得《病夫治国》开篇题记，节录法国作家亨利·德·蒙太朗的随笔《灯火管制》：“要写一篇论文，谈谈疾病在人类历史上，也就是说创造这个历史的伟人身上所起的重要而不为人知的作用。有人谈论克娄巴特拉的鼻子，却不见有人谈论黎希留的痔疮。”是否一定要煞风景地谈论切·格瓦拉的疾病而不是雪茄呢？换句话说，这书关键不是去“戳破”光环和神话，而是一种“提醒”，“提醒”读者，在看待一切大人物时，应有的视野宽度和健全态度。今天回想起《病夫治国》，即使不是谈译文，也该表达一个读者对译者的敬意，更何况《阳光与阴影的交织》收录的19篇文章，超越了译者泛泛介绍的性质，是颇花心力的文学批评写作。

其实，无论是写自己的文字（创作）还是写别人的文字（翻译），对笔下的文字是何种态度，很容易“泄露”给读者。前段时间有两本书较热，一是维一的《我在故宫看大门》（三联书店2011年4月版），一是赵越胜回忆北大学者周辅成的《燃灯者》（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9月版）。前者不乏故宫“十重门”的帮衬，后者则是港版大陆版的不同、老一辈知识分子的“风骨与情怀”等话题被读书界谈论，但那个知识荒芜对待知识又特别粗暴的年代里，周辅成对年轻人言传身教，可以和《我在故宫看大门》之记冯爷、记高望之、记俞伟超诸篇对照读，意思是很接近的。《我在故宫看大门》并非只记一人，人事内容庞杂，可惜我见过的书评，大多在“故宫看大门”上做文章，要不就是交代维一的身份乃是阿城的同学。其实维一和阿城一样，胜在语言，其文字的干净、准确是很少见的——即使你反问什么时候干净准确也成写作的优点了，我也建议一读此书，甚至经得起再读，作者在文体上语言上的自觉显而易见，其价值绝不是因为“附骥”故宫的噱头。

前时与朋友聊起微博上的文字，一致认为，70后文字感觉最好的是郭德纲。这当然是开玩笑，但是140个字里能把事情说得混乱不堪的也大有人在。比附一下，大概跟写专栏是一样的，太容易上手，也太容易写坏。近期见到的几本专栏结集，作者和专题都很有趣，翻译过卡佛《你在圣·弗兰西斯科做什么？》和《洛丽塔》的于晓丹，“越界”为内衣设计师的书《内秀：一个纽约内衣设计师的时尚手记》（译林出版社2011年6月版），书画艺术研究者王家葵的读碑随笔《石头的心事》（新星出版社2011年8月版），翻译家同时也是编辑的黄昱宁密度很大的书评集《阴性阅读，阳性写作》（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版），但无一例外的是文字的清通可读并不流于“口水多过茶”，比如把古代的碑帖故事讲给现在的读者，还能引起共鸣（《石头的心事》），又比如书评最常见是摘抄加简介，如何写得长而且好看（《阴性阅读，阳性写作》）？这些都是要超过“专栏”这个话题的。

为报刊撰写了大量影评和娱评的专栏作家韩松落最近推出了他的散文集《怒河春醒》（上海三联出版社2011年8月版），如果说专栏这种应景文字都是从别人讲起，那么文学则是从自己的故事讲起，就像钟晓阳所说，“它是我第一部长篇小说，借用母亲的出生地沈阳作为主要叙事背景……没有她动辄发作的思乡病就没有《停车暂借问》”（新星出版社2011年9月版）。《怒河春醒》讲的是在西北的成长经历，其中“报纸拼图”一辑叙事独特，尤其有小说的味道。我想到了手边另外一本重读的书《寻找家园》（北京十月出版社2011年6月版），此书较当年的花城版内容有所增加，最后一篇《画事琐记》与今年发在南方周末上的《山路崎岖》故事仿佛而细节不同，比如后文写到台湾的雷音寺“是一栋17层大楼，电梯空调齐全，为全市最高也最现代化的建筑”，这种经历的奇特感觉不论是在西北的敦煌还是在台湾的宜兰是一样的，因为人生总在遭受不断的挤压，都诉诸文字，成为了自己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