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2006年10月2日，科罗拉多泉城的美国奥林匹克体育训练中心运动员中心。还有四周时间，美国队就将进军日本，打响女排世锦赛的第一场比赛。午饭时间到了，饭桌上的气氛有点紧张。
　　在当天上午的训练中，二传手林赛·亨特脚踝严重扭伤。美国国家队中另一位同样也叫“林赛”的二传林赛·伯格，虽然有着丰富的经验，参加过2006年的世界排球大奖赛，但以个人原因为由退出了球队。而另一位替补二传塞姆·托特雷洛，是2006赛季的先发队员，但在今年9月的“女明星”杯比赛前夕退队。这样一来，美国队目前就只剩下了一位二传，队长罗宾·阿莫桑托斯。
　　“现在我们怎么办？”郎平发出一声叹息。
　　她并不指望在座的人给她一个答案.“还有谁能顶上来？”她在大脑里，迅速将所有美国优秀女排球员的名单过了一遍，想要找到一个在亨特养伤期间，能够替补进国家队的球员。
　　郎平知道，此刻她处在众人的关注之下。不仅仅是这座奥体训练中心里的美国人，还有更多的中国人。
　　而在郎平看来，这只不过是个单纯的工作。
　　郎平说，“大家把我来美国队当主帅这件事，看得太大了。我确实是在带美国队，不过话说回来，我也有可能带任何一支国家队，或者是任何一支俱乐部。可能是在这儿，也可能是在意大利、希腊或其他任何一个地方。”现在郎平的首要工作，是要建立起一个充满活力、井然有序的女排训练和人才储备机制。而此时此刻，最让她担心的不是中国的舆论怎样评论她，而是找不到健康的美国球员。
　　可是有很多时候，郎平所受的中国文化的熏陶也会跟美国文化做剧烈的抗争。比方说眼下，郎平的眉头紧紧皱起来。毕竟她是中国人，并非在美国土生土长，没有融入美国的文化，作为一个100%纯粹的中国女人，想要理解一个全然不同的运动训练体系，这对她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年在中国时，郎平和她的同伴们接受的是极端严格的强化训练，每周她们需要训练六天半时间，每年她们会放两个“大假”——“五一”一天，“十一”一天。因此郎平很难理解，她的两位二传竟然会在面临世锦赛的这个节骨眼上，自己主动退出球队。
　　几天后，当郎平和我坐在一起时，她直截了当地谈到这件事，“主动退队？没有人这么干的！”对于这位中国最著名的排球运动员来说，美国运动员的个人主义实在是个难解的谜。她就是没法接受这种观念。在她看来，一切都很简单：如果球队需要你，你就必须留下来。
　　“十年了，我曾经在中国队拼了十年，”她叹道，“我也有伤，所有该有的伤病，你都可以在我身上找到。”她举起双手，让我仔细看：右手小拇指以一个奇怪的角度，向外扭出去。心脏不好和颈椎手术，是郎平长时间执教压力的“遗产”，而运动员时期留下来的伤病，也一直困扰着她。
　　“我的伤是最重的，为我做手术的医生说，我膝关节的磨损程度，已经像个六七十岁的老人。但我从没缺阵过一次锦标赛，一场比赛！我们都是带着伤打比赛的，只要需要我们，我们一定会坚持下来。扭伤了？好吧，你可以休息一天，就一天。换成在美国，你就要休息一星期！我没办法说什么，尽职尽责就是了。可是……”她摇了摇头，站起身来，走向她的队员，开始下午又一轮的训练。
　　她已经非常的美国化。她会亲昵地与队员开玩笑，时而用英语大声喊着口令，时而与助教讲一讲笑话。
　　
　　对一个美国人来说，很难想像，像泰格·伍兹或迈克尔·乔丹这样的运动员，可以走到世界的某一个角落，还不会被人认出来。
　　但在美国，郎平几乎是个普通人。除非你是个专门研究排球史的好学生，否则不可能了解她的过去。站在人群里，郎平并不那么显眼，只不过个子有点高（1.84米），而且身材极其匀称，看起来充满活力。一个美国人看到她时，可能会停下来暗自赞叹一声：Cool，这个女人，她肯定坚持在周末健身或参加其他运动。
　　不妨歇口气，听我来说这个故事：
　　曾经有一个西方人，来到中国。这个“老外”想要好好了解中国的体育文化。她知道这个国家最有名的体育明星，是一个身高2.29米的大个子，后来，他成为了NBA的超级巨星。
她对一个刚刚认识的中国朋友说，“姚明应该是你们国家历史上最重要的运动员吧？”她的朋友客气而又坚决地答道：不是。
　　随后，朋友解释说，“如果你想要了解中国的体育文化，应该多去找一些关于1984年奥运会中国女排的资料来看。你应该去了解一个叫郎平的女人。”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就是故事中的这个外国人。但在那时，我没法弄明白，一个排球运动员怎么可能会对她的国家拥有如此重大的意义？
　　在美国，排球是一个没有职业联盟的项目。虽然大约一千所大学都有女排球队，可是在大学受欢迎，并不意味着排球就一定能在职业赛场上取得巨大成功。球员想要赚钱糊口，只能在冬季和春季去国外打比赛。至于沙滩排球，球员往往可以通过职业巡回演出，获取高额报酬。
　　部分美国女排的现役球员都曾在国外参加职业俱乐部，比如在意大利、波兰、日本和巴西。如果整班人马一起去科罗拉多泉城的“幻影峡谷”酒吧喝酒，在场的其他人都不可能认出她们。除非她们身着队服，否则，人们甚至不会认为她们来自于一支职业球队。
　　为什么一个在22年前，曾经帮助中国队夺得一面奥运金牌的女运动员，至今还被中国人视为民族英雄？想要让美国人明白这个问题，实在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况且，这位运动员还仅仅是由12名球员组成的团队的其中一员。
　　同样令美国人不解的是，2005年2月，当郎平宣布她将取代吉田敏明接过美国女排的教鞭时，在中国引起了如此巨大的争议。
　　
　　给美国女排找一个外国主帅，对美国人来说，同样不是一个轻轻松松就能做出的决定。
　　美国排协CEO道格·比尔在试图说服郎平——他叫她的英文名“珍妮”——加盟并带领球队备战2008年奥运会时，对各种盘根错节的问题，就已经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比尔曾经在上世纪70年代入选美国男排，1975年时这支球队就曾到北京参赛。他和郎平从相识到朋友，也是老交情了。他们俩还有一个共同点，从运动员做到教练，他们都在把生命奉献给排球这项运动。
　　在这种情况下，当听到比尔说他本宁愿请一位美国人执教他的国家队，你会感到有点吃惊。不光是中国的媒体质疑郎平是否适宜出任这一职务；在聘请郎平的人的心中，这也是个问题。
　　比尔说：“我确实反对聘请外籍教练。假如两个教练水平相当，我情愿选择一个美国教练。我认为我们的国家队应该由美国人来执掌帅印，女排尤其如此，毕竟在这项运动上，我们已经做出了一些成绩，而且拥有了一批相当出色的后备军。”
　　作为美国国家队的主帅，郎平的工作不会是阶段性的，不可能在训练或比赛后就结束。相比其他国家的排球主帅，美国队的主帅可能要面临更为艰巨的挑战，最大的问题是，国家队的球员主要是由大学球员构成，可是在美国的高校，排球规则与国际规则相差甚远。而郎平是自小就进入了体校，始终处在国家训练体系之下，想要理解美国的球员培训机制，对她来说是难上加难。
　　美国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排球协会，管理所有排球运动员。想要寻找好的女排苗子，就得与几个不同的协会打交道。其中包括了NCAA（美国大学体育协会）和美国高中体育协会。美国也没有“体校”，不可能像中国那样，在球员很小时就将他们组织在一起，对他们进行严格的训练。
　　此外，在美国的高中，运动员每年只可以在秋季为他们所在的高中校队打三到四个月比赛。赛季结束后，从冬季到春季，那些最有潜力的运动员则会加盟一些俱乐部参赛，其中级别最高的是青少年奥林匹克赛事。接下来到了夏天，这其中最优秀的运动员将加入美国青年队——这支队伍是受美国排协监管的——之后重返校园。所以，一个优秀的排球选手，在一年里有可能要辗转于三支球队，师从三位主帅。规则和技战术的混乱，使得美国排球队发掘新秀的计划，变得尤其困难。
　　想要理解郎平面临的挑战，还需理解一个有趣的历史背景。在三十年前，美国很少有女性可以参加高中和大学的体育比赛。1972年联邦“九号法案”出炉，这项禁止性别歧视的法案特别强调，任何在教育系统中排除女性参加体育运动的行为都属非法，这使得数百万美国女孩第一次得到了从事体育活动的机会。“九号法案”的颁布，迫使学校需要为女性提供参加竞技体育的机会，而大学排球的规则恰恰反应了这种需要。在国际比赛中，每场比赛只有六位替补。而在美国大学的比赛里，为了给更多女运动员提供出场机会，替补有15名之多。这种规定也产生了一个副作用，各个球员的分工更加精细明确，每个人的技能也因此更为单一。
　　比尔仔细解释：“美国的大学比赛极度专业化。所有人的职责都规定得很具体，这个在前排，那个在后排，很少可以找到身兼两职的球员。这在国际比赛中是极其罕见的。在那些重要位置，比如主攻，美国大学队分工尤其细致。在国际比赛上，主攻手需要接发球、需要接应，还需要拦网、发球，美国大学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美国国家队的主帅必须理解两种机制之间的差别，也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在球员大学毕业加入国家队时，需要等待她重新学习比赛规则甚至是基本功。这是个很细致的活儿，我们也很容易理解，郎平在面对如此繁复的难题时，会产生怎样的困扰与疑问。为什么美国不能跟中国一样呢？为什么不能让这些孩子别再念书，全职参加国家队的训练比赛？
　　比尔微笑了起来。“在这方面，珍妮和我讨论过很多次了。我为什么不能改变美国队的培养机制？我当然希望能做到。不过现在我倒不是很担心了，虽然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但珍妮处理起来，比我料想得要好很多。”
　　条件相当的情况下，比尔宁愿选择一位美国本土教练。不过，即便是国际排球界，找一个和郎平相当的人物也很难：她拥有丰富的履历，当过美国新墨西哥大学教练，也曾经执教过意大利的职业俱乐部。在担任中国国家队主帅时，她带领国家队摘得亚特兰大奥运会银牌，并且将她的助教陈忠和发展成为国家队主帅。退役时，她聪明地选择了在北京师范大学主修英语，所以她可以讲一口流利的英文。
　　她明白自己将要承担怎样的压力，却也懂得如何排解。在她为中国队效力的十年里，她已经在一次又一次的征战中，学会了怎样应对各种压力与危机。
　　就这样，比尔冒险给郎平提供了这份教职，而郎平同样是承担了巨大的风险，选择接受这份工作。对她来说，她要考虑的并不是民族情绪。她只想要离正在洛杉矶读高中的女儿莉迪亚（白浪）更近。同时，她也想要迎接一次全新的挑战。
　　所以，现在她依然在这里，奋战在科罗拉多最著名的“派克峰”下，希望带领一支外国球队赢得胜利。现在，距离世锦赛还有三周，距离在她祖国举行的奥运会，只有不到两年时间。
　　
　　
　　 “在美国，很多人都有运动天赋，”10月7日，和我一起吃午饭时，郎平说，“在奥运会上，美国还是金牌大户。美国女足拿了金牌，女垒拿了金牌，曲棍球还是金牌。可是美国女排从来没夺得过金牌。最好的成绩是1984年拿了一块银牌。当时的那支美国女排是长时间在一起集训的，她们当时都没有继续上学，把全部身心都放在训练上。那支女排是有史以来最优秀的队伍。排球是项要求很高的集体运动，篮球不同，如果队里有一个明星，他有可能一人独得几十分。可是在排球比赛中，你不可能单凭一个人得分。所以美国拿不到金牌。”
　　虽然已经是46岁的人了，可是郎平看起来还是活力十足，还很有幽默感。她说的英语有一点外来口音，但很流利。她从不掩饰对于球员们的感情，当林赛·亨特受伤时，郎平立刻走到这个年轻球员的身边，安慰她。
　　当她穿着一件蓝色的队服，站在一群球员当中，从背后看过去，她并不像是一个已经退出赛场多年、想要寻找昔日光辉的“老”球员，仿佛现在，她仍然可以在奥运赛场上继续发挥“铁榔头”的威力。
　　有人说，转眼间都快五十岁的人了！不可能天天跟年轻人在一起。郎平不以为然：“我的心很年轻。你不知道，当我的队员听说我是１９６０年１２月１０号出生时，她们一个个瞪着大眼睛说，‘啊？我以为她３６岁呢’！”
　　想起将要面临的种种挑战时，郎平还是发出了一声叹息。
　　她想要球员们集训的时间更长一些。她想要球员们在遇到伤病时态度更加积极。因为她自己，曾经带着伤病、疾病甚至是断裂的骨头继续比赛。此外，她还得教拦网手学习接发球，听起来很容易，可是在她们的排球生涯里，这还是第一次需要做拦网以外的事情。
　　这是此时此刻郎平将要面对的挑战。可是，此刻来到这里，来到美国，她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中国可以不再需要她，而她的女儿莉迪亚却非常需要母亲。
　　郎平解释说，“2000年前后，好几个国家队接触过我，包括意大利、土耳其，甚至也有美国。2000年赛季结束后，美国就已经为我准备了一份合同，甚至传真到我意大利的家中，但当时被我拒绝了，因为中国还需要我。我不可能做别的事情。”
　　但在2004年，一切都改变了。陈忠和带领中国女排夺得奥运会金牌，这是自1984年郎平所在的球队之后，中国队取得的第一个女排奥运会冠军。
　　郎平评价中国队的这次胜利时说：“这次夺冠也让我了解到，中国队已经重新建立起了他们的阵容。在此之前，我在意大利的俱乐部执教，做得很开心，每年有四个月假期，放假时能够好好陪女儿。后来，美国队又一次找到了我，我知道，假如接受这份工作，我将会带领一支高水平的球队。之前我曾经带过美国的大学校队，在那种地方，你并不是一个真真正正的排球教练，还要做很多笔头工作，我可不喜欢做这些事情！所以想要在美国执教一支名副其实的排球队，你就必须当国家队的教练。”
　　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女儿。“当时我女儿已经13岁，这个年纪的孩子特别需要父母，在美国队的话，我就能常常飞到洛杉矶，回家看女儿。”
　　在科罗拉多，郎平并不孤单。除了乘坐短途班机回家陪伴女儿，她还拥有很多朋友，比如道格·比尔。每当郎平遇到了什么麻烦时，她总会第一个打电话给他，而比尔也总是会轻声细语安慰郎平。另一位好友，是美国女排的技术官员黛安娜·弗兰奇，她曾是1980年美国女排的成员，由于当时美国抵制莫斯科奥运会，错失了参加奥运会的机会。中国也抵制了那一届奥运会。
　　如果美国队和中国队都参加了那次比赛，郎平和黛安娜·弗兰奇将是对手。而今天，她们是一对亲密的朋友。当郎平诉说她的苦恼时，弗兰奇总是静静地坐在旁边，一边微笑一边点头表示同意。而在郎平无法理解美国的文化时，弗兰奇会耐心地解释给郎平听。
　　弗兰奇回忆道：“我第一次见她时，她还很年轻，扎着个马尾辫。在郎平加入中国队之前，这支队伍已经相当出色了。可是在她加入后，中国女排简直堪称完美。”
　　1978年，当奥体训练中心建设完工时，美国女排是第一支进驻中心的球队，弗兰奇当时就在其列。两年后，中美举行排球表演赛，第一站便是科罗拉多，在这里，她第一次见到郎平和中国队，郎平的力量和技术紧紧抓住了弗兰奇的视线。那一年，郎平19岁，正在全盛时期；而弗兰奇比郎平大了11岁，一年后她便退出了国家队。即便年岁比郎平长了许多，弗兰奇却并不掩饰自己对郎平的崇拜，她欣赏郎平的自律性和丰厚的排球知识。
　　弗兰奇说，“当球员时，珍妮真的非常勤奋。她随身带一个笔记本，一场锦标赛结束，她就会立刻坐下来，回忆当时有谁拦了她的网，谁接住了她的发球，这些球员分别来自哪支球队。哪怕是到了今天，在一场比赛前，她还是会看几小时的比赛录像做准备，事无巨细，毫无遗漏。”
　　
　　
　　每天下午，都是美国队的例行学习时间，全队在一起讨论应对不同对手的战术。郎平会先做大量功课，一边看录像带，一边用中文记笔记，详细地记录各支球队的打法风格、防守特点和缺陷。接下来，她将六小时的准备工作浓缩在一两小时内，向队员讲授。看完录像，郎平将向队员们抛出一个又一个问题，了解她们对于对手战术的掌握程度。私底下，球员们很有些不满。
　　队员妮可·戴维斯就抱怨说，“比起其他球队，我们肯定是世界上看比赛录像看得最多的国家队。”
　　郎平摇摇头说，“她们什么都不知道，全世界，没有哪支球队不是这么做准备的。”
　　我在训练中心的这个星期，这支球队主攻的是阿塞拜疆队。在郎平的带领下，全队上两次课，分析阿塞拜疆队员各自的特点，接着上场实战。教练组成员模仿阿队风格，队员们则在赛场另一边应战。做了郎平多年助手的李勇站在一个木头箱子上，不断向球场的各个角落发球。
　　在训练时，黛安娜·弗兰奇告诉我，“李勇发球很有天份，珍妮想要他打哪儿，他都能准确地发到那个点上去。”
　　凶狠地发球时，44岁的李勇的嘴角仍然微微上扬，流露出一丝笑意。他几乎不会讲英语，不过每天他都会教另一位助教汤姆·霍根说几句中文。一天训练结束后，李勇对霍根说，“到深圳去找我！”他是成都人，不过目前在深圳安家。在1991年到1998年，李勇是中国国家队的助教，其中有3年主教练是郎平；从1999年8月到2002年，郎平在意大利摩迪纳俱乐部队执教，李勇又前后两次与郎平合作了3年。但说起他与郎平之间的交往，他说，“我们之间更多的是工作关系，训练之外就是整理资料。我们唯一的私人交往，就是圣诞节和新年的问候。”
　　但这不妨碍他对郎平的评价，“首先，她可以说是一个整体上很优秀的教练。正因为这样，她可以走向世界；其次，她很爱排球，很敬业；再次，她很细腻。作为女性教练，队员有什么思想波动和情绪，及时给予安排，创造一种家庭的氛围。同时，她也是很理智的教练，不会情绪化。”
　　李勇还说，自己来美国女排执教，一方面是因为郎平，同时也是对新生活的向往。“当年去意大利，就是想尝试一下新生活。现在，美国队实力很强，而且他们的大学体制很值得研究，于是我过来看一看。”
　　李勇未到美国女排工作前，对一件事印象非常深刻。2004年中美女排比赛，美国队场边有10台电脑在做统计，而中国队教练是用笔画战术图。结果，用笔的赢了用电脑的。当时李勇开玩笑说美国的电脑没用。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李勇逐渐对这支队伍有了新的认识。美国女排一天只训练两个多小时，而中国女排将近八小时。美国队是用高科技弥补训练不足，中国队则主要靠苦练。
　　
　　
　　在郎平的世界里，还有一个中国人对她帮助很大，那就是郎平的姐姐郎洪。每年她都会抽部分时间，陪伴郎平住在科罗拉多。
　　郎洪郎平姐妹站在一起，你还是可以发现她们长得比较像，姐姐也是笑容甜蜜，但比妹妹略胖，看上去不太像快五十的人。
    这些天，郎洪下午都在奥体训练中心，收拾散落一地的排球。每次训练会使用60个皮球，所以，这可不是个轻松的工作。当球队开始训练时，球网的一边是6位先发队员，另一边则是其他队员（其中也包括助理教练李勇和汤姆·荷根），郎洪还会坐在边线的一个大箱子上，在记分卡上更新比分。
　　郎洪的早上则有些不一样。她在科罗拉多泉城的一所中学里报名，学习英语课程，和她同处一间教室的是一群墨西哥移民的小孩。49岁的郎洪还在吃力地学习动词变形，身旁那些十二三岁的小孩不断发出大笑。
　　有一天吃晚饭时，她用中文说：“今天我们在电脑上做练习。老师会跟我们说一段话，形容某个东西，我们得在屏幕上找到她形容的是什么东西，在正确的答案上点一下。得分够多，你就能晋级，参加下一阶级学习了。”
　　在郎洪的印象中，小时候的郎平，并没有显示出排球方面的过人天赋。“跟普通人一样。我们还经常为做家务争吵，因为我总觉得，她做得少，我做得多。”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姐妹俩的运动细胞越来越发达。姐姐喜欢篮球，妹妹则酷爱排球。“跟玩似的，就好像游戏。总比在家做功课、做家务要好吧。”
　　“她从小就特别倔强、特别认真，”郎洪评价郎平，“我就挺能认错的，郎平不这样，她要是认为自己没错，死活不承认。她做事又特别认真，不管干什么，干了就一定要干好。正因为太认真，郎平在国家队的时候才心累，跟她说话，她似听非听。只有打完比赛，她才高兴，去商店买这个、买那个，俏皮话也多了。”
　　不过在奥运会赛场，郎平的那种玩命劲还是给姐姐留下了深刻印象。1984年奥运会时，郎洪还是一名电大学生。北京时间8月10日上午决赛那天，她早早守侯在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前。“很激动，中国队每打一个球都很紧张，都不由自主地使劲！”
　　最终，中国队赢了美国，很多同学都跟她祝贺。反倒是父母因为上班，只有在比赛过后才听到女儿胜利的消息。
　　当时的郎洪没想到，22年后，她的生命轨迹会和美国女排联系在一起。“二十多年以后，我们两个人会为美国排球队工作，真不可思议。”
　　在美国待了5个月的郎洪，已是第三次飞到大洋彼岸。“我第一次来是在2002年10月，当时她入选排球名人堂，在马萨诸塞州的霍利奥克。”在那个由知名排球教练、运动员和记者组成的评委会投票决定的荣誉中，郎平获得了全票。评委会评价这位东方女性是“中国女排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在世界排坛崛起的驱动力”。出于对郎平的尊重，评委会规定她可以带一名家属出席评选活动，郎洪得以随行。
　　郎洪说，自己想来美国，主要是可以在她们位于市区的公寓里，为郎平做中餐，端上她喜欢的炒土豆丝和烧牛肉。“在国外的日子，郎平经常想家。她几乎每隔一天，最多两三天，就会给家里打电话。不管多忙，她也会给她的女儿白浪电话，除非她在其他国家比赛，但那时她也会通过E-MAIL联系。”
　　郎洪的女儿现在就读于加州大学河边分校，所以和妹妹一样，郎洪来美国的初衷也是陪伴女儿。而当郎洪回北京时，郎平的妈妈会飞来科罗拉多小住。在美国的这座山区小城里，家人们紧紧围绕在一起，共同承担压力。
　　郎洪说，2008年，自己肯定是在北京。“如果奥运会决赛中国和美国队相碰，我可能会很难抉择：我希望中国队赢，我也不希望郎平失败。”
　　在美国，郎平还可以在中餐馆找到一丝慰藉。在科罗拉多泉城和70英里外的丹佛，有几处华人社区。中餐馆的老板们都把郎平当成贵客，每次她来吃饭，厨师总会使出看家法宝，捧出的自然不是取悦美国人的变味宫爆鸡丁，而是地道的中国菜。当我们在科罗拉多泉城一起吃晚饭时，饭桌上摆着清蒸全鱼、红烧茄子和家常豆腐——正宗的中国风味。
　　郎平现在唯一缺少的，是一个男朋友。她离了婚，独自抚养女儿。她也很想出去约会，可是想要在科罗拉多泉城这种小城找到一个中国男人，并不比带领美国女排夺得一枚金牌容易。
　　我问她，是否想过找一个美国男朋友，她的回答很干脆，不。虽然在美国待了这么多年，但她在骨子里还是中国人。回国内找男朋友同样不大现实，她太有名了，即使有人对她心生好感，也会被她的名气吓跑——更坏的可能性是，也许有人追求她，仅仅因为她是郎平。
　　“也许我得在互联网征友网站上注册个名字，比如在match.com上，”她开玩笑说，“可是要是他们找我要照片，我该怎么办呢？”她又大笑了起来。
　　郎平说，在北京时，她通常会去星巴克，“为什么不去茶馆喝茶？”黛安娜·弗兰奇问。郎平解释，“我不敢去茶馆，那里的中国人太多了。”饭桌上，所有人都点了点头，我们都意识到，这位中国的迈克尔·乔丹之所以飞越半个地球来到美国工作，也许还有另一个原因。
　　
　　　1984年的奥运会上，美国队和中国队两次交手，分别是小组赛和决赛。美国排协的官员找不到当年决赛的比赛录像了，但他们最后还是设法找到了小组赛对中国的录像，并帮助我把录像刻成了DVD，终于，我可以看到郎平在她全盛时期的比赛。
　　她穿着鲜红色的中国队球衣，球衣上写着醒目的“1”号。那时她已经剪掉了马尾辫，换成了简单的短发。她的每一次发球都具有极强的杀伤力，直至今日，当她与队员们一起发球时，你可以看到她胳膊的挥动像当年一样有力。
　　保拉·维斯霍夫曾经是1984年美国队的一员，她还清楚地记得郎平的发球力量有多大。“她就是一个榔头！”一边说，维斯霍夫一边大笑，“每一记球都能尽全力才能接住。中国队里的每个球员都很厉害，但她仍然是最突出的一个。看到像郎平这样的球员，你就只能说一个字，‘哇！’”
　　2005年夏天，维斯霍夫来到科多拉多泉城担任一支青年队的教练，与郎平合住一套公寓，当时，郎平刚刚接过美国队主帅的教鞭。维斯霍夫感叹：“珍妮最酷的地方是，她真的是一个特别谦虚的人。去年我们在一起住时，她不断地赞美我，说我当时在国家队时表现如何出色。我只好打断她说，‘等一下，你的说法太让我吃惊了，明明你的表现比我好得多啊’。”
　　郎平的谦虚，不仅仅限于对维斯霍夫一个人。在谈到1984年美国队的明星弗洛·海曼时，她的语气一下子变得非常虔诚，“她真是很伟大，我和弗洛也是好朋友，不过她比我出色多了。她可以把我扣倒，我却没法扣倒她！我想，她的力量比我大，但我的技术比她全面。但是说到底，我还是觉得她比我更优秀。”
　　在林赛·亨特受伤后，球队的气氛一直非常沉闷，可现在，大家突然放松了一点。郎平问起弗洛·海曼到底有多高，黛安娜·弗兰奇回答说，“在美国队发放给媒体的宣传资料里，她的身高标注的是1.96米，不过我们都不相信，至少有5公分是她的头发！”在场的人都大笑了起来，每个人都回想起了弗洛·海曼的音容笑貌，还有她招牌式的篷篷头发型。

 

    现在我们还难以预测2008年奥运会上美国队的命运。一旦在争夺奖牌的道路上遇到她当年的助教陈忠和，“和平大战”再次上演，郎平会如何面对？
　　郎平看来已经无数次被问及这个问题。她说，“这无非就是一场普通的国际比赛，不要把事情弄得太复杂了。当然，人们喜欢谈，我也没办法去阻止。陈忠和是因为我，才当上中国队的主帅，他曾经是我的助手，而且有超过15年的经验。我也曾对他说过，他的经验没人可以取代，所以他应当成为主教练。他本来就是个优秀的教练，为什么不能当国家队的主帅呢？”
　　有没有设想过，真的带领美国队与中国女排在决赛中见面会是怎样的局面呢？“那只是千万种可能性中的一种，如果我一直在设想着那一幕的情形，并因此深感压力的话，我也就不接受这份工作了。作为职业教练，作为多年的好朋友好搭档，我们之间有这个默契。”
     “培养一支出色的女排队伍，需要8到10年的时间，而美国现行的体制根本不允许这么长时间来培养队伍。”郎平补充。“美国队，绝对对中国构成不了威胁。”
　　郎平的助教汤姆·霍根则认为，如果没有陈忠和，郎平也不会成为美国队的主帅。 “中国队赢得了奥运会金牌，陈忠和与他的助教团队都相当优秀，所以当珍妮在做出决定时，她首先是考虑到了中国队的情况。她发现中国队的阵容非常优秀，所以她说，好吧，现在我可以离开中国了。可是如果他们需要她，毫无疑问，她会在一秒钟之内决定飞回去。我希望中国人能够明白，郎平的第一选择永远是中国，她的祖国，如果中国需要她，她一定不会辜负他们的期望。不过现在他们现在已经处于世界顶级水平了，他们不需要郎平也行。”
　　
　　在训练中心的最后一晚，我们一群人挤进郎平的SUV车，径直前往当地的一家中餐馆。在车上，我们听的是“羽泉”的专辑，郎平后来跟我说，她最喜欢的中国歌手是沙宝亮和孙楠。
    在训练中心我们互道再见。当她的车子驶进茫茫夜色中时，天空高悬着一轮圆月。在中国，此时正是中秋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