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24日上午审议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与现行法律相比，草案增加了一条规定：经人民法院依法通知，证人应当出庭作证。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按人民法院通知出庭作证，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这一条规定表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在案件审理中可以拒绝作证，法律不再强求“大义灭亲”。于是乎，来自社会各界的评论呼啸而出，不少人对“大义灭亲”的价值理念进行了抨击，认为不符合我国“亲亲相隐”的道德传统，是背离人性的。也有人反对取消大义灭亲，认为个人的私利还是要为社会共同利益(大义)让步的。

　　其实，大多数评论都混淆了“强求大义灭亲”和“大义灭亲”的概念，有些泛泛而谈。

　　1979年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制定时，沿用了“大义灭亲”式的法治理念。刑诉法48条更是规定：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义务作证。由此规定了公民有绝对作证的义务，其中就包括犯罪嫌疑人的家属，倘若选择沉默，不对自己的亲人检举、揭发，那么自己也可能要遭遇牢狱之灾。现在看来，这种“强求大义灭亲”有悖于伦理人情，不符合我国“亲亲相隐”的道德传统。

　　“亲亲相隐”来源于《论语•子路篇》，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其意就是容隐亲人犯罪，并不作证的做法才是一种正义，即我们所说的“亲亲相隐”。而且从我们的伦理人情来看，没有哪一个人会忍心看着自己的亲人深陷牢狱之灾，更甭提亲自证其罪，将其送进牢狱。

　　“强求大义灭亲”的法律规定，令犯罪嫌疑人的家属陷入一个两难境地，作证吧，会让做错事的亲人伤心绝望，甚至从此脱离亲人关系；不作证吧，自己又违法了法律，会遭遇牢狱之灾。如此一来，法律与伦理，成了一对纠葛的矛盾，并不断被放大，成为百姓心中永远的一道不可逾越的坎。

　　基于此，一直以来，“强求大义灭亲”也成了争论的焦点，如今，刑事诉讼法修正不再“强求大义灭亲”是对之前法律的一种修正，是让法律回归人性的识时务之举，其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法律规定不再“强求大义灭亲”并非就是对“大义灭亲”一棒子打死，从此摈弃之。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在案件审理中可以拒绝作证，其意是“可以拒绝”，但非“一定拒绝”，不是简单的否定。因此，“大义灭亲”仍然可以提倡，简单地说，“大义灭亲”今后不再是义务，但依然是一种权利。

　　其实，提倡“大义灭亲”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有史为证，春秋时卫国大夫石碏为了帮助刚即位的卫桓公，设计除掉了庄公之子州吁，以及和州吁一起为非作歹的儿子石厚的故事。君子曰：“石碏，纯臣也，恶州吁而厚与焉。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而且，事实上，“大义灭亲”不仅仅让一些违法犯罪的人免于规避法律的惩罚，令正义之剑发挥其最大威力；也令一些人悬崖勒马，从此改邪归正。这也是为什么一直以来，史说以及社会普遍认可“大义灭亲”，并对其赞扬、褒奖的根本原因。

　　因此，笔者认为，必须要区分“强求大义灭亲”和“大义灭亲”这两个概念，两者不能混为一谈。法律规定不再“强求大义灭亲”，这确实是值得期待，但同时，也不反对“大义灭亲”，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需提倡“大义灭亲”，如此这般，法律才能更加充满正义，社会才能更加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