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贵州《杉乡文学》2009年第3期，是该刊执行副主编杨村先生从博上选稿，在此鸣谢！］   

    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国内的大批作家、记者、画家、音乐家、演员、僧侣等文化人，在狂热的军国主义思想影响下，积极响应征召，争先恐后，携笔从戎，组成一支歌颂侵略战争、为军国主义摇旗呐喊的“笔部队”，纷纷奔赴侵华前线。

    他们中，有出身日本底层平民的女作家林芙美子，她对日军随意屠杀中国无辜平民熟视无睹，反而在作品中歌颂日军的“英勇善战”；有亲手端枪朝中国人射击，以《士兵三部曲》获得“芥川龙之介文学奖”等多项奖励，一举成为天皇最为赏识的作家火野苇平……

    这是一群毫无人性的文化人，他们写出了很多粉饰侵华战争的文学作品，电传回了很多歌颂侵华战争的新闻报道，拍摄了大量美化侵华战争的照片。我们今天看到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照片，很多是出自“笔部队”成员之手。

    南京这座城市，当然也留下了日军“笔部队”成员的劣迹。可笑的是，下面提到的跟南京有关的几个“笔部队”成员，他们的命运无一例外，都跟自己人结下了“不解之缘”。

比由国雄：做了自己人刀下的冤鬼

    如果把“笔部队”成员当成只是靠纸笔、相机来反映战争的随军记者、作家，那你就大错特错了。“笔部队”成员尤其是记者，很多都是一手握笔（相机）一手持枪，跟随部队冲在最前面，直接参与作战。他们认为越是在前沿最危险的地方，越是能挖掘出第一手的新闻。

    在日军攻打南京光华门的战斗中，《福冈日日新闻》记者比由国雄跟随着穷凶极恶的日军先头部队，冒着国军的枪林弹雨，第一波冲到城墙下。但这波日军在守城国军将士奋勇抵抗下，几乎被全歼。比由国雄倒在日军成堆的尸首中，但他竟然没有被击毙。很快，第二波日军又猛扑到城墙下面。比由国雄看到自己人冲过来了，就站起来向他们挥手打招呼。因为军服颜色的差异，导致比由国雄成了冤死鬼——侵华日军当时配发给随军记者的军服，是与作战部队军服颜色有些差异的土黄色制服。在猛烈的枪炮声中，日本兵根本听不清楚比由国雄叽里呱啦的日语喊叫，一个日本兵以为他是中国士兵，猛扑过来，不问青红皂白，一个“突刺刺”，干净利索，把刺刀扎进了比由国雄的胸膛。

    这富有戏剧性的一个意外，在事后，日军陆军报道部是如此描述该事件的——比由国雄是“遭到敌人袭击而战死的”。

    像比由国雄这样“一死报道”的日军“笔部队”成员数不胜数，因此，他们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据《从军记者》（全日本新闻联盟编著）一书统计，仅阵亡、失踪“笔部队”成员即超过250人。

浅海、光本、安田、铃木：堵住自己人狡辩的嘴

    1937年底，《东京日日新闻》特派记者跟随侵华日军，经常州、丹阳、句容等地，一路杀进了南京城。行军途中，不时把新闻报道电传给《东京日日新闻》。

    浅海、光本、安田、铃木这四人，均为《东京日日新闻》特派记者，他们传回的“砍杀百人竞赛”的系列报道，成了当时日本本土妇孺皆知的新闻。“砍杀百人竞赛”的主角日军少尉向井敏明与野田毅，一时间在日本本土声名鹊起，成了日本举国上下万众狂热推崇的“英雄”。

    光看他们血腥味儿极浓的报道标题，就足够触目惊心。第一篇报道是从常州发出的，刊载于1937年11月30日《东京日日新闻》，标题为《砍杀百人竞赛！两少尉已杀敌八十！》；12月4日，他们跟随日军杀到丹阳后，向《东京日日新闻》发回了第二篇“砍杀百人竞赛”的报道；12月6日，《东京日日新闻》刊载了第三篇采访，标题为《八十九——七十八，M和N两位少尉砍杀百人难分胜负，勇哉！》；12月11日，浅海、铃木在南京中山陵园高处采访向井与野田， 13日的《东京日日新闻》作了标题为《砍杀百人的“超记录”，M一百零六——N一百零五，两少尉要“加时赛”》的报道……

    正是他们传回的“砍杀百人竞赛”系列报道，成了日军杀人魔王向井敏明与野田毅屠杀中国平民及解除武装的军人的铁证。抗战胜利后，这两个恶魔被捕，接收审判。在《东京日日新闻》的报道面前，他们哑口无言，无可辩驳。

    1948年1月28日，罪孽深重的向井敏明、野田毅在南京雨花台被执行枪决。

石川达三：被魔兽“洗脑”成自己人

    1937年12月，曾获“芥川龙之介文学奖”的作家石川达三，作为日本《中央公论》杂志特派员，被派往南京。

    石川达三先后在南京等地进行了大量采访，回国后写了《活着的士兵》。《活着的士兵》是一部部分纪实的小说，比较接近报告文学，记录了侵华日军在南京“战场上的真实”，以及日本军人的人性畸变——战争机器把残存的人性磨损殆尽，剩下的只是兽性。

    出于作家的独立意识，石川在写作时意识到纪实性的东西需要真实，但他同时也没有忘记自己作为“笔部队”成员肩负“粉饰战争”的使命，因此他笔下记录的日军大肆屠杀、纵火、掠夺等等暴行也就大打折扣，与实际发生的真相相差甚远。

    尽管如此，石川达三的表现依然令日本有关当局恼羞成怒，他以“记述皇军士兵掠夺、杀戮非战斗人员，表现军纪松懈状况，扰乱安定秩序”等罪名，被判处监禁四个月徒刑，缓期三年执行。同时，刊发《活着的士兵》的《中央公论》也被勒令停刊。

    石川达三被判刑后，感到了一种“成为罪人的屈辱”，在别人的精心开导与指点下，他“幡然悔悟”，积极寻找机会，争取“戴罪立功”。仅仅在判决十几天后，机会就来了，石川达三再次穿上军装，被派往武汉战场。一个多月后，他返回日本，发表了《武汉作战》，文中有情节描写了日军“文明”优待俘虏，正面歌颂日军侵华战争。

    从此以后，石川达三彻底改头换面，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吹鼓手。战后，石川达三出尔反尔，全盘否认自己在《活着的士兵》中的那些描写，胡说什么“我没有看到屠杀事件”，以一个经历者的身份，从根本上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客观存在。 

    [近期，《南京！南京！》热映，关于此片中“人性化”日军的处理也引发争议。在博文之末，我也表达一下我的观点：对陆川先生“人性化”日军的处理不敢苟同，“人性化”日军的处理是《南京！南京！》一片最大的败笔。原因如下：

    一、1937年正是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初，被军国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日军认为侵华是一场神圣之战，加之前线他们节节胜利国军节节败退，此时日军士气高涨狂妄至极，还没到战争中后期因战事举步维艰而被迫反思的阶段，没有产生“人性化”日军的土壤。如果把“人性化”日军虚构到1942年以后的战事中，可信度或许会高些；

    二、南京大屠杀是一场反人类灭绝人性的暴行，惨绝人寰，举世瞩目，对该题材的触摸需慎之又慎，是许多艺术家不敢触碰的题材，这个题材的任何作品，正义之士关注，日本右翼分子也在关注（他们试图从中找出些对自己抵赖狡辩有用的东西），在如此重大的事件中出现“人性化”的日军，尽管是虚构，尽管是个体，也是极不妥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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