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丛花事,两相人生
(2024-05-15 21: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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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丛花事,两相人生
——记公元810年的白居易
2024年5月7日
前些日因朋友去观赏洛阳牡丹,逗引起我对牡丹花色的兴趣。不久查到察县良繁场玉察原也有一处八十亩的牡丹园,便携友欣然前往观花。在中学时代学过周敦颐的《爱莲说》,将牡丹拿来作比以衬莲之清雅高贵,有贬抑牡丹之意。但亲见玉察原的牡丹尊容,还是令人赞不绝口。“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刘禹锡此言不虚;也难怪李白用“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这样美艳动人、令人遐思的诗句来讴歌它;确如罗隐所言,“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亦动人”,倾国倾城的牡丹花哪怕它无情无义,但人自为它动心。对牡丹的爱是情不自禁的。
白居易公元810年在朝为官时,写下十首《秦中吟》讽喻诗,借诗讽谏当朝之事,其中最后一首诗借当朝权贵不惜重金购买牡丹花供其玩赏之事,讽喻统治阶层的奢侈豪华、挥金如土的腐朽生活。其实花本无过,奈何牡丹花过于诱人。此前白居易自己也写过爱它、惜它、不舍它之作。
公元807年,36岁的白居易任职翰林学士、左拾遗。翰林院北厅长满了牡丹,花开正盛,诗人见到有一两枝牡丹有枯败迹象,便伤悲不已,心生怜爱。虽拖不住春天归去的脚步,更无力阻挡风雨的突然来袭,古人说过“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古诗十九首》),所以诗人就萌生出了趁着花色尚浓,何不把火观花的想法。“惆怅阶前红牡丹,晚来唯有两枝残。明朝风起应吹尽,夜惜衰红把火看。”(《惜牡丹花》)白居易对牡丹的惜护之意由此可鉴。想象一下,夜晚高烛对红花,在摇曳的火光照映下,牡丹应当越发红得美艳迷人吧。那份“只恐深夜花碎去,故烧高烛照红妆”(苏轼《海棠》)和“凌晨四点醒来,发现海棠花未眠”(川端康成《花未眠》)带着哀怜万物的诗情雅致,只有懂的才懂。
诗人如此爱惜牡丹,宁可牺牲睡眠也想多欣赏和延长牡丹之美,为何三年后却写出《买花》讽谕诗,好似牡丹又成了祸国殃民之罪证呢?
我们来看看白居易所处的时代和他的经历。白居易(772~846年),出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河南新郑的一个中小官僚家庭。他出生后不久,河南便发生动乱。少年时经历藩镇战乱,亲见战火肆虐、民不聊生的场景,他与家人也被迫四处逃亡。贞元二年(786年),15岁的白居易得知江南有进士科考,便刻苦读书,读得口生疮,手磨茧,年纪轻轻白了头。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贞元十六年(800年),29岁的白居易考中了进士。初与元稹同为秘书省教书郎。白居易在早期的政治生涯中积极从政,嫉恶如仇。元和初年(805年),34岁的白居易与元稹在华阳观闭门累月,揣摩时事,撰成策目七十五门,对当时的许多重大社会问题提出改革意见。他在朝官任上,敢于谏诤,论事激切,守正不阿,直至触怒宪宗,仍不改初衷。806年,白居易罢校书郎,出为盩庢(今陕西省周至县)县尉。807年,任进士考官、集贤校理,授翰林学士。808年,任左拾遗。从他幼年罹乱和在地方任上所见,这些年他在朝中时都不忘“兼济天下”的使命,所以他频繁上疏言事,并创作大量的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歌,希望能补察时政,令上纠错。
唐宪宗元和五年(810年)前后,白居易创作组诗《秦中吟十首》,序言曰:“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为《秦中吟》。”《买花》就是其中最后一首。
“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诗人开篇极尽声色,写出长安城春暮时节,游人争买牡丹的喧闹情景。“一年春色摧残尽,更觅姚黄魏紫看”(宋·诗人范成大《再赋简养正》),“有此倾城好颜色,天教晚发赛诸花”(唐·刘禹锡《思黯南墅赏牡丹》),牡丹常常在百花开后、春事欲尽才绽放,而此时也是插秧种苗的繁忙时节。这时帝京繁花着锦,街道上车马喧度,笑语欢呼,填街咽巷,只为买牡丹花。
“贵贱无常价,酬直看花数。灼灼百朵红,戋戋五束素”。与白居易同时的李肇在《唐国史补》里说:“京城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每春暮,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执金召铺宫围外寺观,种以求利,一本有值数万者。”古代以五匹为一束,“五束素”就是二十五匹帛。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一绢匹为钱三千二百”,那么“五束素”便为钱八万。那些驱车走马的富贵闲人为买花挥金如土,一株开了百朵红的牡丹花竟售价八万,其价值昂贵的确惊人。白居易的诗与李肇的史互证了当时长安贵族奢侈豪华、挥金如土的社会现实。
“上张幄幕庇,旁织笆篱护。水洒复泥封,移来色如故。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重金买回的牡丹又是张幕,又是篱护,又是水洒、泥封,呵护备至,而且是家家如此,可见风气之盛。人人沉迷其中,“以不耽玩为耻”。穷奢极欲的结果是什么?沉迷此中的人自然是不清醒的,不自知的。“迷不悟”,显然写作此诗,白居易是有所期待的。他和元稹等人发起“新乐府运动”,一方面是纠正诗风、文风,想回到《诗经》、“汉乐府”的创作宗旨上去,另一方面他也是希望借助文学反映现实,用以补察时政,“愿得天子知”。所以,他明确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的现实主义创作主张。他在《秦中吟》《新乐府》这类讽喻诗中,自觉实践自己的理论主张。
“有一田舍翁,偶来买花处。低头独长叹,此叹无人谕。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白居易这首诗最为难能可贵、最为大胆直接的就在这几句上。白居易是经历过艰难时事的人,他身上最可贵之处在于能看到底层百姓生活的辛酸,而且他有一颗善感多愁的诗心。他能在一纵车马若狂、争相买花的喧闹中,独独发现一位从啼饥号寒的农村“偶来买花处”的田舍翁,他能看到农夫的“低头”,听见农夫的“长叹”。那一派热闹喧哗的买花场景,与一位农夫的低头沉吟、落寞的身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周围车马奔走的流动画面与定格在农夫身上特写镜头,也使得诗歌语言极富张力,仿佛群魔乱舞,很快那个单薄弱小的身影即被吞噬了。
“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全诗最大胆莫过于这句话了。因为它掷地有声,振聋发聩,直指统治阶层与底层劳动者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捅破了封建社会阶级压迫和剥削的那层纸。买“一丛深色花”的八万钱从哪里来?当然不可能从不事生产的那些统治阶级手中来,是十户中等人家缴纳的赋税钱。富贵闲人的偶一挥霍,是十户田家的一年粮税。社会贫富差距如此巨大,压榨、剥削如此深重,阶级矛盾如此尖锐,统治者若深加玩味,会不寒而栗的。白居易在诗中这么露骨地揭示社会矛盾,可能会为自己引来祸端。
39岁这一年,白居易还因上疏救元稹事,改授为京兆府曹参军。811年,其母亲因看花坠井去世,白居易离职丁忧。814年回长安,授太子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815年),又因上疏力主捕捉刺杀宰相武元衡的凶手,被认为越职言事。其后又被诽谤其母看花坠井身亡,白居易却著“赏花”及“新井”诗,有害名教,遂被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其实这些罪名只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被贬谪的主因很可能与他写讽喻诗得罪当权者有关。白居易在政治上迭遭挫折,屡屡受贬,他的人生也由“兼济天下”、积极进取逐渐转为“独善其身”、知足保和的状态。后来,他历任忠州刺史、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杭州刺史、苏州刺史、刑部侍郎等职。这段时间,虽然“兼济天下”的宏愿并未泯灭,但已没有前期写《买花》诗时所流露出来的那种锐气和朝气。他叮嘱自己,要“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咏怀》),想遁身世外,过那种知足保和的生活。白居易是唐代最高产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歌题材广泛,语言通俗晓畅,自然流丽,留下来的诗有3000多首。晚年写的闲适诗、感伤诗中虽有不少优秀作品,但也有不少糟粕,这应该与一个人的生命状态有关系。
在被贬为江州司马前,白居易在政治上是锐意进取的。他倡导“新乐府运动”,强调诗歌的“美刺”作用。那时候的诗作中有一股力量在,对万事万物有一颗悲悯之心,所以他能在牡丹花开正盛时忧怜到美好的短暂易逝,继而萌生出“夜惜衰红把火看”的怜花举动。而这个以悲悯之心生出来的诗家行为,也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诗人对时序的敏感和其奋发有为的迫不及待。在《买花》诗中,诗人更是借花事给当时朝政下了一剂猛药,以贵族官僚的恣意享乐、重金买花供其赏玩与田舍翁的一声长叹,用一丛花和十户中人赋的对比,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挥霍无度的腐朽生活,更深刻揭露了社会剥削与被剥削之间的尖锐矛盾。那时候的眼光更敏锐,讽刺更有力。屡屡受挫后,心灰意冷,他的锐气渐渐消弭。晚年的白居易大多以“闲适”来反映自己的“独善其身”生活状态。他笃信佛教,号香山居士。武宗会昌六年(846年),白居易在牡丹之都洛阳去世,享年75岁。
一丛花事,两相人生。“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牡丹不改其雍容华贵,受世世代代人的赞美敬仰。白居易的诗作也受到唐王朝及后世文人,甚至日本等其他国家文人的高度评价。但不得不感叹的是白居易本人的遭际和因此发生的变故,人生路漫漫,能至死不改,始终保持少年心的少之又少。花衰有人怜,可谁又能顾怜诗人呢?毕竟个人的遭际只有个人逢,其中的滋味难与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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