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妻子的这个月子基本上是我伺候的，慢慢地我也学会了做家务。我将烧蜂窝煤的炉子周围，用铁丝圈起来，分成好几层，把洗好的尿布晾烤在上面，充分利用了炉子的热能。在那不足14平方米、与邻居隔墙不隔音的屋子里，一家四口乐在其中，热在其中，虽然生活拮据，但也相安祥和，这是我以前飞行的日子里少有的团聚。

    儿子慢慢地长大了。也许在儿子的心目中，爸爸的形象是他崇拜的榜样，他很喜欢穿小军装，并把我多余的红领章像我一样钉在衣服领子上，身背玩具枪装扮成军人的样子，时不时地还让我拉起二胡，节奏鲜明地奏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曲子，然后，他把枪扛在肩上，昂首挺胸，一副严肃的表情，踏着节拍，走了起来。我家离天安门很近，儿子从广场巡逻战士身上学到了这些基本动作，他认为爸爸也是军人，儿子应该像爸爸才对。

    有一回，我带他到天安门广场玩耍，他同样穿着那身戴红领章的小衣服，结果被在天安门广场巡逻值勤的解放军战士发现了，我当时也身着空军军衣，他们有权让我把儿子衣服上的领章去掉，这样做是对的，我就照办了。可是，却伤害了儿子的自尊心，看他满脸不高兴的样子，撅着小嘴，差一点掉下眼泪。此时，我能理解儿子的心情，就用很多话来安慰他。

    儿子问我：“干吗不把你的红领章去掉呀？”

    “我是大人，是一名真正的军人，佩戴领章是应该的。”我边回答边向回家的方向走着，玩耍的情绪一下子没有了。红领章的事再次勾引起我对往事的回忆，我虽然向儿子讲述了许多道理，说明我戴红领章才是合情合理的。其实，儿子哪里知道，我的领章曾有一度在我最痛心的时候被别人剥夺了。一般讲，军人假日外出为了方便，大都穿便衣，可是，我总是喜欢穿军装上街，我很欣赏军人的形象，也很崇拜那一颗红星两面红旗给军人带来的尊严。

    我对儿子说：“红领章爸有的是，到家再给你钉上，你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爸为你伴奏。”

    家庭的温馨与一个青年军人的事业心是两回事情，两者是不能替代的。在读书班里，虽然有较多的时间照顾家庭，享受到妻子儿女之间的温情快乐，内心也有一种补救以前对家庭照顾不够的自我安慰，然而，主宰我内心世界的主要因素还是我对事业的刻苦追求。读书班毕竟是从审查到重新工作的过渡形式，一个临时的单位。这个单位在专机师的编制中是根本不存在的，总有一天随着读书班人员的陆续离开，这个读书班会从专机师消失。

    1975年，有些原来从事行政或政工的干部已重新分配了工作。读书班里最后剩下的，多半是包括机组4人在内的团以下职务的飞行干部。看来，飞行人员成了继续安排工作的一大难题。对此，读书班的人无一例外地感到这是一个很不吉利的信号，虽然，谁都不说什么，可彼此心照不宣的是，“飞行”这一特殊职业为继续分配工作带来了难度。既然，飞行人员中还没有被分配的，起码说明还没有哪一级领导敢于发话让审查结束的飞行干部重新飞上蓝天。当初，决定让哪个飞行员停飞审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只要一句话，说他与某一件事情有关，需要弄清楚，就可以一个通知把他叫到学习班来。然而，等问题弄清楚之后，决定他下岗的人就不敢决定他可以回到原来飞行的岗位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