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组5人面对各自不同的家庭情况,想着几乎相同的事情,那颗悬挂着的心时刻都在颤抖。
11月份,秋凉过去,已是初冬季节。全身只穿着一层衣服的机组人员说什么也不能抵御北国的风寒。中央专案组的同志看到我们身上的衣服单薄,就弄来棉军大衣让我们穿。
后来,我们共同意识到通过向自己家里要衣服的办法,就可以把我们活着的信息告诉亲人,而且,这个要求也是合情合理的,并不过分。专案组的同志很顺利地就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因为,对我们来说是事关生死信息的大事,可是,对局外人来说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专案组认为,机组有生有死的情况,既然空军、专机师的领导已经掌握,一定会把这个信息告诉机组家人的。看来,他们对专机师情况的估计是错误的。我的衣服是经过专机部队的专案组通知家里人,由妻子送到机场之后,再转到中央专案组的。当家里接到这个通知时,我妻子及其全家才知道我还活在人世,悲喜交加的心理冲击使她紧紧地搂着儿子流下了苦涩的泪水。历经两个多月,丈夫生死未卜,总算有了结果,命运怎么能这样捉弄人啊!对一般被拘留审查甚至在监狱劳改的犯人来说,家人送来一些衣物,不过是一件极普通的事情,一个很正常的行为。可是,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当时当地那个极其特殊的条件下的机组人员身上,从家里取回一件衣服,就意味着亲人的“生”与“死”这个重要信息的沟通,而且,还不是一般的“生”与“死”。这一点,只有机组的5人才有如此真切的体会。对我来说,好像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一趟,对自己的亲人来说好比从鬼门关里把人又拉了回来,怎不叫人虔诚地祈祷,总算闯过了这一劫难。
当我拿到从妻子手里转交过来的军衣和毛衣、毛裤时,首先将衣服上的每一个口袋都仔细认真地翻了好几遍,我很想从这里得到妻子的只言片语,知道北京及河南老家的情况,因为,我十分担心亲人们经不起如此重大的打击而发生意外。令我失望的是衣服上所有口袋里,竟连一个手绢、一片纸屑都没有找到。实际上,我的军衣是放在单位宿舍里的,军衣里不可能没有一点东西,城里家门上的钥匙就在军上衣的口袋里。此刻,我仿佛从梦中醒来,在我翻看衣服时竟暂时忘记了自己的处境。原来,这些衣服是经过好几道手续从专机师专案组人员的手中转交过来的,既然不允许给家里打电话,也不准写信,当然,这些衣服是要经过专案组人员认真检查过的。因为这些衣服在转交的过程中很容易被当作传送信息的工具,即是家庭报平安的信息也不能放在衣服里。
在翻看衣服的过程中,突然,我好像意识到什么,于是,我很快地把视线转移到军衣的领子上面,当发现军衣领子上的红领章被人撕掉的时候,脑子突然膨胀了,甚至在短时间里已经失去意识。当我的情绪稍微恢复稳定,知道又一件出乎机组人员预料的事情发生了,顿时,我的身体好像一下子凉了半截!我发现陈联炳也看着衣服眼睛直发愣,领章虽小,却是革命军人的标志,军帽上的红五星与军上衣领子上的红领章被誉为军人的“一颗红心,两面红旗”,戴上它,是革命军人的尊严与骄傲。是谁把红领章给撕掉的呢?是我中队的飞行员吗?因为,我的军衣就放在飞行大队的宿舍里。不可能,因为一个普通的飞行员不能擅自把代表军人的标志给否决掉,我同机组的其他人在单位又不住在一起,也不属同一个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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