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狭小、阴暗、潮湿、肮脏、蚊蝇蜘蛛老鼠成团成群霉气臭味熏人的牢房里整整呆了三个月。这三个月，是受尽折磨的三个月。这段经历将深深留在我的人生记忆中。我对广州没有什么好留恋的，使我感到不放心和惦念的仍是小儿子，父母都已被剥夺自由，一个孤苦伶仃的孩子今后怎么生活下去？他不会想到爸爸今天晚上就要被羁押离开广州了，可怜我天真纯洁还有着和爸爸见面希望的孩子，这小小的希望竟成了泡影，我想见孩子一面，不准；我想给孩子留张条子写几句话，不让。

    萧元礼看我没有意见，不说话，他把头扭向宋副主任询问有什么意见。这个大块头的宋副主任斜着三棱角眼睛冷冷地说：“我们是老相识了，没有什么说的。”

    纯粹是多余的废话，石勇态度柔和却严肃地朝我看了看，低声对萧元礼说：“他的几个孩子在部队表现都很好，吕国贤对问题交代的态度也比较好。”然后头转向我，以关怀的口吻说：“到了北京后，把自己的问题好好地向中央交代清楚，至于家属的工作不要惦念，组织上会安排的。还有什么要求吗？”

    我说：“没有要求，什么时候动身，怎么走法？”

    他说：“今天就走，听组织上安排吧。”

    我回到牢房后，老王和那个姓周的接踵而至，对我说：“把东西收拾一下，吃了晚饭就动身。”

    我发现床铺上放着一套棉军装和一对毛皮鞋，问：“这是哪来的？”

    老周说：“这是从你家取来的，还带来100元钱和100斤粮票，给你保存着哩。”

    我对他俩说：“我那一串钥匙带北京没有用处，请帮我转给家里，把孩子的相片和刮胡子刀带上。”

    他们一直呆着不走，我简直腻烦透了。

    我心情沉重思潮起伏，脑子紊乱，眼睛恍惚，对面前的东西好像看不清楚，这不禁使我想到：从去年10月15日被用诓骗投进监狱时的脑子发胀，到今天（1972年1月14日）要离开时的发胀，我在这狭小、阴暗、潮湿、肮脏、蚊蝇蜘蛛老鼠成团成群霉气臭味熏人的牢房里整整呆了三个月。

    这三个月，是受尽折磨的三个月。这段经历将深深留在我的人生记忆中。我对广州没有什么好留恋的，使我感到不放心和惦念的仍是小儿子，父母都已被剥夺自由，一个孤苦伶仃的孩子今后怎么生活下去？他不会想到爸爸今天晚上就要被羁押离开广州了，可怜我天真纯洁还有着和爸爸见面希望的孩子，这小小的希望竟成了泡影，我想见孩子一面，不准；我想给孩子留张条子写几句话，不让。

    我想，如果小儿子知道我离开广州去哪里，他会把我的动向写信告诉他的哥哥和姐姐。可是他不知道，我和孩子间联系的渠道就这么被无情地切断了。

    当然，我对妻子国贤的挂念不亚于对孩子们，她当然不会到北京去，可现在在哪里？处境如何？为了儿女我相信她会刚强地活下去，可她的身体不如我，关押的罪受得了吗？

    都说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就我的情况看，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是不成立的，因为我的处境说明我的命运已不能由我主宰。可能这就是民间说的“听天由命”吧。

    我预感，这将是我们家悲剧的开始。

    正在我陷入沉思的时候，管理员端来几个热气腾腾的肉包子。这是我在广州军区沙河监狱吃的最后一顿饭，也是告别广州的一顿饭。

    管理员听说我要离开广州，送饭的同时来结伙食账，我一再向他表示谢意。